中国的地理特点是西高东低，西边多为崇山峻岭，东边则有着漫长的海岸线。自先秦以降，我国的边患多来自西北和北部，东部沿海地区则鲜见外族袭扰。茫茫的深海大洋，俨然成为一道天然屏障，日夜守护着华夏民族。这种情况下，中国渐渐成为“有海疆，无海防”的国家。西方学者视唐朝为中国走向海洋的时代，而且与海上竞争对手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也很大，但有关海战的文献记载非常有限，基本属于“两栖作战”。[181]总体来看，明代之前的水战，多集中于内陆湖泊和大江大河，海上的行军和作战较少出现。也就是说，水军只能长期作为陆军的陪衬，并不能成为战争的主角。而国人则长期受这种观念和意识支配，“不惟不知海上之害，而且完全忽视了海上之利”[182]。就连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也曾注意到这一点，他指出：“在他们看来，海只是陆地的中断，陆地的天限；他们和海不发生积极的关系。”[183]这种状况一直到了明代才发生根本改变。茅元仪说：“海之有防，自本朝始”[184]，对明代海防有所肯定。
水军曾对朱明王朝的建立起到重要作用，比如朱元璋击败陈友谅的关键之战——鄱阳湖之战，就是依靠水军而扭转战局，奠定了问鼎中原的基础。也许正是这个背景，明代统治者在初始阶段其实非常重视发展水军，不仅船舶的建造技术得到突飞猛进，与船舶配套的火器等也非常精良。但是，倭寇长期大规模袭扰，令明朝长期实行海禁政策，将海洋大国的地位拱手让出。早在元朝时期，倭寇其实已经开始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进行袭扰掠夺。海盗肆虐之时，统治者被迫实行海禁。所谓海禁，其实是明朝统治者从元朝学到的经验。但是，元代统治者的海禁尚且有禁有开，区别时机和季节，[185]而朱明王朝的海禁则几乎贯穿明代终始，从洪武年间开始，一直延续到明代灭亡。两百多年内，只是间或有所松动。
据《明太祖实录》和《明史》记载，明代在洪武四年（1371）就下令实施海禁，不仅“海民不得私出海”，海道因为“可通外邦”，也被禁止往来。[186]“片板不许入海”[187]的严令，出自清代修撰《明史》，容或有所夸张，却能和明代有关律令求得对应，可以部分反映其时严令禁海的实情。在《大明律》中，关于禁海的法律非常严苛，如果有人胆敢违反规定出海，将会受到非常严厉的处罚。不管是军士，抑或是普通民众，都被禁止下海。即便是近海渔民，都不得随意进出港口，擅自与夷人进行交易。如果被发现交易朝廷所严令禁止的物品，比如兵器等，更会被处以极刑。应该承认，明朝这些关于海禁的严令，短时间内收到了一定成效，对辅助海防、抵御倭寇袭扰起到了些许作用，但正所谓物极必反，这些极端封闭的禁令，为明代中后期倭患的大规模爆发埋下了祸根。
永乐年间，倭寇的入侵相较洪武年间明显有所下降，这与朱棣实施积极的海洋战略密不可分。朱棣曾多次下达沿海加强戒备的命令，也经常派出水军出海巡逻，同时下令加强海防建设，这些措施都卓有成效。在积极的海洋战略指导下，朱棣组建大规模的远洋舰队，派遣郑和作为使者，多次出使西洋。
明代所称西洋，大抵是指南海以西的海洋及沿海诸地，包括郑和下西洋所到的今天印度洋至波斯湾、北非红海一带。[188]永乐年间，对外交往明显得到加强。朱棣为了提高自己的国际威望，宣扬国威，同时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189]，于是不断地派遣使者外出，太监郑和就是这些使者中的佼佼者。郑和本姓马，云南人，因为跟随朱棣起兵有功，赐姓郑，俗称“三保太监”[190]。郑和出身穆斯林世家，又通晓佛教，并且了解诸国文化习俗，而且能文善武，被朱棣视为出使诸国的最佳人选。(www.xing528.com)
永乐三年（1405）六月，朱棣命郑和与搭档王景弘等人第一次出使西洋。郑和率领士卒多达二万七千八百余人[191]，特地建造六十二艘长四十四丈、宽十八丈的大型战船，船上装满财物和金币。他们从太仓刘家港出发，首先到达占城，此后顺次出访南洋西洋各国，宣布天子诏令，并向各国国王赐赠礼物，“不服则以武慑之”[192]。永乐五年（1407）九月，郑和等人回国后，许多“番国”的使者也随郑和来京朝见永乐皇帝，朱棣非常高兴，分别给予这些使者封赏。有个叫陈祖义的海盗，抢掠商旅，也计划抢劫郑和船队，被郑和打败，陈祖义被擒后被押至北京斩首。此后，郑和又率船队六次远航。七次奉命出使，郑和的足迹遍及占城、爪哇等三十余国，带回宝物不可胜数，同时“中国耗废亦不赀”[193]。宣德以后，偶尔还有印度洋沿岸国家前来朝贡，但规模远不如前。
明成祖朱棣多次派郑和下西洋究竟出于何种目的，历来有着不同看法。明清时期的传统看法，是《明史》中的“追踪建文”和“耀兵异域”。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提出了不同观点，比如转移国内矛盾，努力通过“万国来朝”的大好形势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再如，努力建构“朝贡贸易”，通过郑和出使，与各国建立官方贸易，并开辟通往西洋各国的海上交通线，由此而促进了明代的经济发展，这不仅仅是扩大了明朝的对外贸易，更刺激了手工业的迅速发展，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也有学者将其视为单纯的“海上远征”。通过郑和远下西洋，明军的旗帜飘扬在整个东南亚和印度洋，由此“清楚地显示了明帝国的政治和军事优势”。因此，由远下西洋的行为出发，也可以看出这位喜动不喜静的皇帝，“对帝国的世界秩序所持的看法和它应用于南洋的对外关系的看法”。[194]也有西方人将郑和远下西洋行为看作殖民行为，远下西洋行为的结束，即宣告“对外殖民的时期已将近结束”[195]。这显然是一种错误观点。郑和下西洋所推行的赉赐贸易给友邻国家带来巨大的贸易实惠，甚至提供无偿的经济援助[196]，显然与西方殖民统治模式不可同日而语。
总体来看，郑和下西洋的行动与朱棣积极主动的对外战略保持一致，与其南征北伐的军事行动也极为合拍。郑和下西洋的行动，标志着海禁政策的松动，标志着明朝的海洋政策朝着积极的一面发展。郑和在不到20年的时间内，多次成功地跨越大洋，将明王朝的声威远播到海外，因此这一时期被视为中国海洋事业的“全盛时期”[197]。在这期间，虽说也曾在交涉过程中发生矛盾并使用武力，但更多则是遵循“厚往薄来”[198]原则。这无疑促进了各国的经济交流，也由此而“刺激了区域商业的扩张”[199]。有学者指出，多次远航的完成，标志着郑和“进行了15世纪末欧洲的地理大发现的航行以前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险”[200]。当然，郑和下西洋，其目标显然不只是为了完成所谓的“海上探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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