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明太祖朱元璋“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161]的态度不同，明成祖朱棣是以“四海一家”[162]的态度对待邻国。基于这一态度，朱棣“广示无外”[163]，致力于和外邦修复关系。但是，对于南边的安南与北边的蒙古，朱棣则是发起积极的进攻。强硬之态度，多少让人感到一丝意外。
安南，即古交阯地，在今越南北部。洪武年间，朱元璋曾命侍读学士张以宁往封安南国王，并赐驼纽涂金银印及《大统历》，也宣布安南为“不征”对象之一，安南国王自此开始定期朝贡，不时贡献方物。
明成祖朱棣承继皇帝位后，也派出官员及时诏告安南，并命令礼部郎中夏止善册封胡
为安南国王，相信了胡氏“前国王陈氏嗣绝”[164]的谎言，并默认其“以外孙主祀”[165]的事实。胡
派出使者前来谢恩，但在国内仍自称皇帝。他表面上接受明廷的命令，私下给占城授予印章，逼迫其做自己的属国。永乐二年（1404）八月，朱棣得知安南前国王实则是被害，尚有后人陈天平在老挝。得知真相的朱棣，对胡
十分厌恶，于永乐三年（1405）命令御史李琦、行人王枢一起带着皇帝敕令前往责问，并命人护送陈天平回国，恢复陈氏对安南的统治，结果被胡
派人截杀。朱棣因而更加怒不可遏，决定严惩安南。何况他也想借此机会，加强对安南的控制。
永乐四年（1406）七月，朱能奉命率兵远征安南，张辅作为副将随同出征，沐晟由云南方向进军安南。朱能在前往安南的路上病死，南征大军改而由张辅和沐晟共同指挥。起初，明军进展顺利。朱棣为此非常自得，也错误地估计了安南的形势。他随即根据张辅的建议，设交阯布政使司，将安南正式纳入明王朝的版图，变成明朝的一个省级机构。朱棣对“新附之民”实施轻赋薄敛，要求“为宽政务宽简”，征收赋税时必须“务从轻省”，[166]没想到还是引起了安南的强烈反感。永乐六年（1408）八月，安南陈氏旧官陈
起兵反明，自称日南王，建元兴庆。朱棣命张辅领兵出征。永乐七年（1409）陈
之侄陈季扩称帝，建元重光，尊陈
为太上皇。朱棣命张辅出兵镇压，陈
兵败被擒，押解至京师处死。次年十二月，陈季扩遣使请降，朱棣遂命陈季扩为交阯右布政使，但陈季扩拒不受命。张辅、沐晟随即再次出兵征讨，安南继续顽强抵抗，战事又起。张辅受命镇守交阯期间，局面一度有所挽回，但当他奉命随驾北征之后，局势再次陷入困境，反抗明军的战争仍在此起彼伏。朱棣陆续投入更大规模的兵力，但收效甚微。洪熙时期，由于明军将领内部不和，战争更是屡遭失败。在安南的战事持续消耗着朝廷的财力，到宣德初年，明廷被迫承认朱棣强行推进的安南政策彻底失败，宣布“尽撤军民北还”[167]，撤销交阯布政使司，命黎利“权署安南国事”[168]。在正式册封称王之后，黎利继续向明朝朝贡。
除对安南用兵之外，朱棣对蒙古发起了更大规模、更为持久的攻势。为加强北疆防御体系的构建，朱棣改变了洪武朝以来所坚持的固守之策，采取积极的进攻态势，对蒙古大举展开北伐。这一方面是消除其对朱明王朝的威胁，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出现有雄才大略的蒙古领袖重新控制整个蒙古民族”[169]。镇远侯顾成曾上书认为“北虏遗孽，其众强悍，其心狡黠，睢盱侦伺，侵扰边疆”[170]，应重点加强对北部边境的防御。这其实代表了明军上下一种较为普遍的担忧，也为朱棣所体察和认同。
蒙古人退回北方后，分裂为鞑靼、瓦剌和兀良哈三大部。其中，兀良哈部活动于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鞑靼部活动于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一带；瓦剌部活动于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噶尔盆地。当时兀良哈部已经归附明廷，并被编为朵颜等三卫，瓦剌部也与朱棣通好，只有鞑靼仍在与明廷对抗。朱棣在夺得皇位的当年，就向鞑靼派出使臣，表达希望通好意愿，结果遭到拒绝。不仅如此，鞑靼还于永乐七年（1409）派兵袭扰明朝北部边境。在击退鞑靼之后，朱棣仍然派使臣表达通好之意，结果使臣被杀。见此情形，朱棣派出大将丘福率十万兵马出击鞑靼，结果遭到鞑靼军的伏击，全军覆灭。朱棣由此而对鞑靼的军事力量深有体察，决心组织大规模反击。从永乐八年（1410）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朱棣在十四年之间，先后五次亲率大军北征蒙古，创下帝王御驾亲征的纪录。(www.xing528.com)
永乐八年（1410），朱棣第一次亲率大军北伐。明军击败鞑靼军，鞑靼首领阿鲁台向明朝称臣纳贡，双方关系趋于缓和。此次北征，取得部分战果，但明军因为缺粮少水和士卒多病，不得不撤军。永乐十二年（1414），因为瓦剌的叛离行为，朱棣决定发兵进行征讨。交战中，明军使用火炮对瓦剌军展开攻击，取得很好的作战效果。虽说明军也遭受重大损失，但成功地击退了瓦剌军，此次北征持续不到五个月，朱棣宣布凯旋，并在《班师诏》中自诩明军的攻势“如摧枯朽”[171]。永乐二十年（1422），阿鲁台因为实力得到恢复，不断袭扰明朝边塞重镇。这种情况下，明成祖朱棣组织第三次大规模北征，但出师三个多月并没有寻到鞑靼主力决战。朱棣只得改变打击目标，攻击了依附于阿鲁台的兀良哈部。此次出征，夏元吉一度以消耗过于庞大而提出反对意见。为了保证战争供给，“用驴三十四万头，车十一万七千五百七十三辆，挽车民丁二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六人，运粮凡三十七万石”[172]，确实造成巨大的物资损耗。出征将士加上保障民夫，相当于全国每六七十人中就有一人被直接卷进到北征的行列，[173]显然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永乐二十一年（1423）七月，因听闻阿鲁台欲重新南下进犯，朱棣组织第四次北伐。在得到明军北征的消息后，阿鲁台又一次及时避开，明军因为无法找到作战对手，又由于粮草消耗殆尽，只得无功而返。在听说阿鲁台已被瓦剌人打败后，朱棣稍得一丝安慰。永乐二十二年（1424）正月，鞑靼部进犯边关，朱棣经过短暂准备，于四月组织大军第五次北伐。但明军还是苦寻对手而不得，始终没能找到与阿鲁台决战的机会。有将领请求深入敌境，被朱棣以“不欲重劳将士”[174]为由拒绝。此时，朱棣已经感觉身体不适，结果在大军回撤途中病重不治，最终死在榆木川（今内蒙古多伦西北）。
明成祖朱棣前后五次亲征漠北，虽说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蒙古贵族势力的抬头，阻止了其南下侵扰，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边境的安宁，至少在一段时间之内，震慑和瓦解了蒙古各部，令其不敢轻易南下。朱棣作为一国之君，一再坚持御驾亲征，这在中国历史上属于罕见。由于他曾长期带兵打仗，具有作战经验，所以每次亲征，都能基本维持不败的局面。当然，由于游牧民族具有灵活机动的特点，朱棣即便是部队规模空前，却也会因为作战准备不足和情报不够及时而寻找不到对方主力部队作战，白白地损耗了人力和物力，并丧失有利的作战时机。因此，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他的政策在无意之间削弱了北方沿边的安全”[175]。
对于蒙古采取积极进攻的战略并多次御驾亲征，朱棣的举动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有学者认为，朱棣之所以连年北征，和他想得到传说中的那个传国玉玺的心理有关。[176]得到玉玺，也许可以早点摆脱“篡逆”的骂名。而且，越是标榜“帝王之宝在德”[177]，越是能暴露出他内心的这一隐秘动机。相比之下，试图通过战争彻底消除北疆的威胁，怕是发起北征更为主要的因素。蒙古族的彪悍和勇力，也曾给中原民族留下深刻印象。自大明王朝建立以来，北部边境始终是朝廷关心的重点。朱棣曾认为，只要守住辽东、开平、兴和、大宁、甘肃、宁夏，则北边无忧。但是，他早在永乐元年（1403）就已经放弃大宁，后又将兴和守备力量调入宣府，致使开平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完全暴露在蒙古铁骑之下，也将兴和拱手送给对手。在这之后，明军的防御纵深大为压缩，“敌可直接窥伺畿辅，京师的防卫比洪武时期削弱多了”[178]。所以，朱棣貌似咄咄逼人的进攻，并没有取得什么理想效果，与自己当初并不恰当的调整也有关系。在朱棣之后，明军对蒙古人的有效征伐越来越少，渐渐丧失了对塞外的控制，只能退守长城一线组织防御。有学者指出，这便是朱棣大规模进兵的后果：“这肯定是永乐帝咄咄逼人的边境政策的最严重的负效果。在这些讨伐中大量浪费的精力和物力，并没有取得长远的效益。”[179]
至于朱棣南征安南的举措，除了损兵折将之外，则是一无所得，因而被日本学者檀上宽形容为“‘永乐盛世’开放的一朵不结果的空花”[180]。朱棣以天朝上国自居，不免会出现好大喜功的心态，因为一时冲动做出错误决定，暴露了其战略决策时的急躁和妄动。随后设置交阯布政司的决定，则完全忽视了安南民众的反抗决心，对于当地地理条件及民心等也疏于考察，致使明军陷入战争泥潭而不能自拔。随着时间的延长，战祸继续蔓延，几乎贯穿整个永乐朝，遗留问题直到宣德皇帝即位才得到匡正，从中不难看出朱棣因固执和激进而对明朝历史走向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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