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一向以严格治军闻名，军队纪律之严明，为历史上所罕见。在起初阶段，朱元璋出于招降纳顺的考虑，设立了双重标准。对那些拒不投降的对手，包括所占城池，他放任将士肆意展开抢掠，而且所掠之物听为己有。如果对方能够主动投降，那就立即对其网开一面。应该看到，这对逼迫对手投降和激励将士攻城略地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只是一种权宜之计，而且流弊颇多，至少会对军队形象造成很大影响。不久之后，朱元璋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开始推行更为灵活的招降纳顺政策，并要求将帅严格军纪，严令杜绝士卒随意抢掠财物。此举显然对收买民心和士心很有好处，吸引了大量江浙富民前来归附。至正十六年（1356），朱元璋率领军队攻取镇江时，已经严禁扰民，由此而出现“号令严肃，城中晏然，民不知有兵”[32]的安定局面。两年之后，朱元璋的军队在攻占婺州时，仍能做到“民庶无惊，市肆不扰”，由此而赢得广大民心，以至于“数日之间，浦江诸县闻风来归”。[33]在夺取九江和南昌时，朱元璋听说民众饱受陈友谅的盘剥欺诈，于是果断去除陈氏政权鱼肉百姓的各种弊端，严禁军队抢劫百姓财物，始终保持“军令肃然”，使得百姓“各事本业”和“各保父母妻子”，于是而“士民皆感悦”。[34]很显然，因为朱元璋的军队有着严明的军纪，并能采取其他多种得当的政策措施，由此而赢得民心，为顺利完成统一大业增加筹码。
朱元璋深知军纪问题关系到民心向背，所以早就意识到整饬军纪的重要性，始终将严明军纪当成治军之急务。但凡军队出征，朱元璋总是反复告诫将士严守纪律，并提出严厉警告，对于那些违犯军纪者，也一律以军法从事，绝不手软。朱元璋手下将帅，一般都能很好地贯彻朱元璋铁腕治军的理念。比如邓愈在夺占江西后，发现部下有私自抢劫财物的行为，随即予以制止，并下令“敢有掠民财者斩”[35]。在进攻苏州之前，徐达收到朱元璋的反复告诫，于是严肃宣布纪律：“掠民财者死，折（拆）民居者死，离营二十里者死。”[36]胡大海也是以严明治军而闻名。他虽然自称“武人”，不爱读书，却深深懂得赢得民心的道理，大力推行“三不”政策。胡大海所推行的“三不”，即“不杀人，不虏人妇女，不焚毁人庐舍”[37]。这些举措受到各地民众拥护，胡大海的军队给人们留下了纪律严明、从不侵掠百姓的良好口碑，所以受到老百姓的普遍欢迎，史料记载：“故其军一出，远近之人皆趋附之。”[38]虽然胡大海治军严明，他的儿子却违反了军令，而且立即就被消息灵通的朱元璋得知。对此，朱元璋非常愤怒，决定给予严惩。当时胡大海正在外领兵作战，不少人为其求情。对此，朱元璋不予理睬，异常坚定地说道：“宁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我法不行。”[39]此后，他竟然亲手杀掉胡大海之子。看到朱元璋执行军纪的态度如此坚决，三军上下为之肃然。
名将常遇春勇冠三军，但时有肆意杀戮无辜的坏毛病。为此，朱元璋经常对其进行劝谏和警告，告诫其严申军纪，不要滥杀无辜。在攻打赣州时，熊天瑞负隅顽抗，常遇春并没有强攻，而是通过围困之法迫使熊天瑞投降。看到常遇春兵不血刃攻克赣州，朱元璋非常高兴，特意遣使褒奖：“予闻仁者之师无敌，非仁者之将不能行也。今将军破敌不杀，是天赐将军隆我国家，千载相遇，非偶然也。”[40]在朱元璋的努力下，常遇春从大杀四方的杀神转变为“广宣威德，保全生灵”[41]的懂得节制的将军。
通过严整军纪，重塑军队形象，朱元璋已经逐步做好了北伐中原和统一天下的准备。在发起北伐战争之前，朱元璋仍然格外强调军纪问题，他召见诸将士谕示“六勿”。所谓“六勿”，其实就是六条禁令，具体内容为：
今命尔诸将各率所部以定中原，汝等师行非必略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祸乱以安生民。凡遇敌则战，若所经之处及城下之日，勿妄杀人，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42]
在发起北伐中原的战争之前，朱元璋不仅一再强调“安生民”的宗旨，还特意颁布“六勿”的军纪，并对“遗弃孤幼”设有特别的安置政策，无非都是为了最大程度收买民心，使得北伐战争的形势朝着更加有利于己的方向发展。
孙子治军，非常注意恩威并施，所以才会主张“令文齐武”。朱元璋治军同样注意“威德兼施”[43]。在一贯强调严明军纪之外，他也注意对士卒进行德化教育，用亲情和奖赏等拉拢士卒。他曾特别告谕部下，对待士卒应当“推恩意以怀之，严号令以一之”，也即恩威并施，才能在临战之际“得其死力”。[44]为此，他举出鄱阳湖决战中俞通海死里逃生的经历，对此加以说明。当时，俞通海的处境非常危险，手下军士为了阻挡陈友谅的军舰靠近俞通海，冒死用头顶住敌舰，甚至连铁帽子都顶坏了仍不退缩。朱元璋总结俞通海脱险的关键原因就在于，他的队伍“训练有素，恩威兼济”[45]。(www.xing528.com)
本着“恩威兼施”的原则，朱元璋非常注意在平时加强对士卒的教育。他经常教育广大士兵，自己组织队伍发起战争的目的就是反抗黑暗势力，最终目标是解救天下的穷苦百姓。由于朱元璋本人出身低贱，自幼便历经种种磨难，所以和下层士卒有较多共同语言，也很容易与他们打成一片。此举无疑可以培养士卒的忠诚精神，也可激励士卒增强勇气。在组织北伐之前，他谕令部队此行目标是“北逐群虏，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46]，注意宣讲道理，加强思想教育。通过种种手段，朱元璋很好地点燃了士卒的民族情绪，从而激发他们的斗志，促使他们树立赴汤蹈火的必死信念，死心塌地地为他效命。
当时的乱世之中，各路豪强纷纷起兵反抗元朝暴政。除朱元璋之外，还有陈友谅等各路军事势力。在与他们角逐的过程中，朱元璋又更换了宣传口号。他指责这些竞争对手都是“假兵以逞志”和“恃威凭陵”——“有以货财而贪戾者，有以声色而淫暴者，有因仇雠而报复者，有因忿怒而加诛者”，统统都是“提兵奋旅，求快意于一时”，他们不仅不会拯救百姓于水火，反而是“伤人害物”，为害一方。[47]所以，在各路豪强之中，只有他朱元璋是真正为了伐罪救民，值得始终追随和效命。这些宣传手段，很好地配合了他的铁腕治军手段，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朱元璋在战争中往往是身先士卒，亲自冲锋陷阵。这其实也是为了达成上行下效的效果，鼓励士卒在战场上奋勇争先。朱元璋使用这种方法激励士卒奋勇杀敌，也确实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在建立南京政权之后，他已是一方诸侯，但在与陈友谅的四次大战中，仍然每每坚持亲临战阵，与士兵一起冲锋陷阵，出生入死。[48]这种以身作则的态度，当然能够极大地感染士卒，很好地激励士气。
朱元璋早年曾亲历各种艰辛，也从社会和军队的最底层品味了太多的苦难，所以他能够深切体察普通士卒的艰苦。在身份和地位发生极大改变之后，他仍然始终坚持善待士卒，并在军队上下形成善抚士卒的良好风气。为了善待士卒，他经常将战争中所得分给部下，自己则是一无所取。经历无数大小战阵之后，他总结军队成功的经验就是：“必以恩抚之，亲如兄弟，爱如骨肉。”[49]这些话由他自己亲口道出，真实性尚待进一步考察。但不管如何，朱元璋的军队能够一步步发展壮大，确实与其过人的治军之术有着密切的联系。朱元璋深知，只有善抚士卒，才能在攻战之际，使得士卒争先效力，奋不顾身：“以此所向克捷，人皆称其善战，而不知由其善抚士卒，故能如此。”[50]在平时，朱元璋注意观察士卒与将帅之间的关系，一旦发现问题便能及时处置。为了进一步拉拢士卒，表达其善抚之心，朱元璋使用了各种手法，甚至不惜处死那些以身试法的将领。比如指挥使王纲不仅贪敛财物，而且逼死军士，朱元璋获知此暴行后，立即下令将王纲处死，而且告诫全军：“昔天下未定，朕身亲战阵，与士卒同甘苦，未尝以非礼加之。”[51]朱元璋常常自诩始终“与士卒同甘苦”，未必是一句虚言。他还自称，在遇到生病的士卒时，他还能够主动扶持，“服劳奔走，一如子弟之于父兄，无不尽心”[52]，这些举动也许是受到吴起为士卒“自吮其疽”[53]的启示，是收买人心之举，却也能够起到相当好的实效。
为了有效化解官兵矛盾，朱元璋还特地为各级军士颁发“护身敕”。朱元璋发现，各级军士的艰苦有时不为将领者所体察，因此导致军士心生怨恨，颇多怨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抚绥爱养之道，通上下之志，达彼此之情，直说其辞”[54]，朱元璋下令制作护身之敕颁示各级军士，命令各级为将者永为遵守，“于是军士莫不感悦”[55]。总之，朱元璋使用了各种手法，努力改善官兵关系，塑造仁义之师的形象，为北伐和统一天下做着积极准备。正因为其所领导的军队上下一心，才使得其统一方略得以按照既定计划有步骤地展开，统一天下的进程由此而变得更加顺利。
“威德兼施”不仅是治军之策，同时也成为朱元璋统一战争所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则，尤其是经常用来治理边疆。为稳定边疆，在处理民族矛盾时，朱元璋坚持“怀之以德”[56]，强调的是“华夷无间”[57]。包括对蒙古族士卒，朱元璋同样坚持这一策略，但也不放弃武力。对于蒙古残余势力，朱元璋经常首先发动招抚之策，遇到顽强抵抗之后，则立即侧重于军事打击，改而采取以威服之的手段。如果遇到蒙古贵族主动投降，朱元璋不仅好言劝慰，还适当封授官衔，给予财物上的赏赐。对于归降的蒙古牧民，朱元璋也注意照顾其习俗，并因俗而治。有官员主张将他们迁往内地，朱元璋表示反对。他指出：“凡治胡虏，当顺其性。胡人所居，习于苦寒。今迁之内地，必驱而南，去寒凉而即炎热，失其本性，反易为乱。不若顺而抚之。使其归就边地，择水草孳牧，彼得遂其生，自然安矣。”[58]当然，虽说反对将其南迁，朱元璋仍注意在蒙古族聚居地设立羁縻卫所，由那些愿意归顺的当地首领担任卫所的长官，命其“各领所部，以安畜牧”[59]。这种“威德兼施”的手法，不仅用于北元，还在统一南方的过程中广泛运用。朱元璋照顾当地习俗，安抚民心，又注意建立相应的赏罚制度，加强惩戒，对于稳步推进其统一大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