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之所以能够成就帝王之业，与他早期低调积蓄力量、注意加强人才储备、发展经济和军事实力等举措，有着密切的联系。
在与各路豪强角逐的过程中，朱元璋始终非常注意收买民心，陶安曾因此称赞其“人心悦服，应天顺人”[2]，积极鼓励朱元璋夺占金陵。元朝末年的黑暗统治，激起了各地农民大起义，反抗元朝政权也成为各地人民的普遍诉求，所以朱元璋始终注意将“反元”作为招揽人心的重要举措之一。在与陈友谅决战时，朱元璋便提出“同讨夷狄，以安中国”[3]的口号，以此收买人心。后来在《谕中原檄》中，他也非常明确地提出了“驱逐胡虏，恢复中华”[4]的口号，从中可以看出，朱元璋非常善于利用反元口号来收买民心。
总结朱元璋对元朝的态度不难发现，他并非始终坚定地反元。有学者考察其起初阶段一度对元政府态度“比较暧昧”，对于“反抗元朝的统治至少是不热心的”。[5]对元朝采取何种态度，其实与朱元璋的自身处境密切相关。在羽翼尚不丰满的初起阶段，他希望元军将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刘福通、徐寿辉、张士诚、方国珍等处，所以努力避免与元军发生正面对抗，避免己方受到重大损失。在归附韩林儿、刘福通为首的宋政权后，朱元璋顺势接过推翻元朝统治的旗帜。在攻下婺州（今浙江金华）之后，他竖起“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的旗帜，这才较为清晰地亮出了反抗元朝的立场。在消灭张士诚的队伍之后，南方诸雄已经被剿灭殆尽，朱元璋立即开始着手北伐。他一面对元朝主要将领采取安抚和招降之策，一面组织大军取道山东，进逼元都，对元军发起最后的清剿行动。此时，朱元璋旗帜鲜明地举起反元大旗，也在真正意义上结束了元朝的统治。
不仅是举起反元大旗，朱元璋还积极利用反元口号广泛争取民心，更注意积极拉拢士人，广纳贤才，并鼓励他们建言献策。朱元璋较早认识到“致治之道在于任贤”[6]的道理，所以将贤才视为“国之宝也”[7]。李善长、陶安、夏煜、孙炎、杨宪等人被罗致帐下，后来他们都为朱元璋争夺天下起到了积极作用。反元与传统的夷夏观相通，很容易引起传统儒生的共鸣，进而主动前来投靠。
早期的朱元璋格外重视招纳各方人才。浙东四大名士刘基、宋濂、章溢、叶琛经举荐前来投靠，朱元璋极度欣喜地说“我为天下屈四先生”[8]，言语之中明显地表现出其对于人才的渴求。《明史》中记载：“明始建国，首以人材为务，征辟四方，宿儒群集阙下，随其所长而用之。”[9]这也充分反映出早期的朱元璋重视吸纳各类人才并想方设法拉拢士人的态度。当然，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在坐稳皇位之后，朱元璋对这些人的态度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而上演了一出又一出“狡兔死，走狗烹”的人间悲剧，其中表现出的帝王心机和残忍刻薄，都令人唏嘘。虽说朱元璋在早期和晚期差异巨大，但还是要看到早期朱元璋吸纳人才之举所起的作用，对他广纳贤才的种种努力给予充分肯定。
朱元璋不仅致力招贤纳才，礼贤下士，对于降将降卒也能晓之以理，积极予以拉拢，争取为我所用。在徐达攻打镇江之前，朱元璋特地叮嘱其注意选用贤才，要求他一定要注意寻访一个叫秦元之的人才，“致吾欲见之意”[10]。在攻占集庆之后，朱元璋特地宣布：“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吾礼用之。”[11]在攻打陈友谅的过程中，朱元璋始终高举“吊民伐罪，纳顺招降”[12]的旗帜，明确表明了对于降兵降将的态度：只要顺从自己，就无性命之虞。在与陈友谅角力期间，朱元璋曾抓获不少俘虏，大多都能结以恩义，有伤者为之疗伤，愿意返回的则悉数遣返，与陈友谅大肆杀戮俘虏的行为形成鲜明对比。这一点，对于塑造仁义之师的形象，招纳天下贤才，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在建立南京政权之后，朱元璋为了巩固新生政权，制定并推行积极的经济政策，培植经济实力，为统一天下进行更为充分的物资准备。朱元璋在打下徽州之后，因为邓愈的推荐，召见朱升询问策略。朱升回答说：“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13]朱元璋对此极为欣赏，授其侍讲学士、知制诰、同修国史等职。考察朱元璋此后统一天下的进程，不难看出朱升这一建议的影子。因为自身实力尚且不济，出于自保，朱元璋必须“高筑墙”；为了在初期避免与元军正面冲突，他必须“缓称王”；无论是为当前计，还是为长远计，军需物资都是不可或缺，所以朱元璋必须“广积粮”，致力于发展经济。
为了确保获得充足的后勤补给，朱元璋首先想到的措施就是，大规模组织军队展开屯田垦荒行动，努力增加粮食储备，力争实现军队的自给自足。朱元璋在攻下建康之后，随即下令军队于龙江等地积极开垦荒地，广泛种植粮食，不少文官也先后领命，积极参与耕种事务。各地都广泛开展了屯田运动，其中以康茂才所取得的成绩为最佳：“得谷一万五千余石，以给军饷，尚余七千石。”[14]当然，与康茂才相比，其余各处的屯田效果并不理想。于是，朱元璋一方面任命康茂才为营田使，专门负责各处屯田事宜，另一方面，他特地申谕将士“兴国之本，在于强兵足食”[15]。在这之后，局面果然有了很大改观：“自今诸将，宜督军士及时开垦，以收地利，庶几兵食充足，国有所赖。”[16]在消灭陈友谅之后，朱元璋再次命令邓愈等人在襄阳等处大规模进行屯田，继续执行且耕且战的政策，以保证三军足食的效果。(www.xing528.com)
屯田制度后来成为明代一项长期执行的政策。朱元璋本希望通过这一方法来实现军队的自给自足，但是这一目标“从来就没有实现过”[17]。这可以举出南直隶的情形作为例证：南直隶的两处军屯在实行军事屯田制度20年之后，仍然不能实现自给自足。以此类推，“整个军屯体制自给自足的可能性就更加微乎其微了”[18]。当然，即便是无法保证自给自足，军屯制度多少也可以在减轻国家财政压力、降低百姓负担方面起到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军屯制度的弊端越发显现，到了宣德年间逐步遭到破坏。有学者指出，这种军屯制度虽然是一种残暴的农奴制度，但在初期阶段“还是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19]。
与屯田制度相辅而行的是“民兵”制度。这一制度始设于至正十八年（1358）[20]，即选拔农村壮丁编列为伍，安排在靠近城池之处耕种。这样做的好处是：“练则为兵，耕则为农，兵农兼资，进可以取，退可以守。”[21]这其实就是兵农合一制度，通过且耕且战的方式“以给军储”[22]，在充分保证军队战斗力的同时，也努力保证军粮的供给。兵食既足，则可以“观时而动，以图中原”[23]。
在立国之初，朱元璋很快就意识到“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24]的道理，所以一直致力于发展经济和“劝农桑”。他除了通过大量组织屯田大力发展农业，最大程度地保证军队粮食供给之外，还积极鼓励百姓种植桑麻。通过此举，既可以安抚百姓，使其安居乐业，也可以保证军队的棉麻供应，同样是统一战争的必备举措。
至正二十五年（1365）六月，朱元璋专门就桑麻种植发布命令：“凡农民田五亩至十亩者，栽桑麻、木绵各半亩，十亩以上者倍之。”[25]那些持有田地较多者，都需要按照比例增加桑麻的种植面积。为了保证此项措施真正得到贯彻执行，朱元璋下令各地官员都要“亲临督劝”[26]。对那些懈怠懒惰之人，则需要采取必要的惩处，具体措施是：“不种桑，使出绢一匹，不种麻及木绵，使出麻布绵布各一匹。”[27]经过努力，桑棉麻等农副业作物的种植逐渐得到发展。在北伐战争即将发起之前，朱元璋更是强调以农业为立国之本，明确提出“足食在劝农桑”[28]的要求，将其视为完成统一大业的根本大计。在发展农业的同时，朱元璋也注意通过控制茶、盐的销售等广辟财源，也下令开采铁矿，发展渔业，并“开铁冶，收渔税”，从多个渠道出发，努力提高财政收入，力争实现“国用益饶，而民不困”[29]的目标。
在劝勉民众积极从事农桑之业的同时，朱元璋也非常注意与民休息，尽量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
朱元璋每占领一处新区，都注意基本保留旧有经济体系，对前朝官员、儒士以及“富民”“大户”等，都允许其保留原有的田庄及田产，降低征粮额度。此举令这些人迅速解除了对朱元璋的戒备之心，从而心甘情愿地与新政权展开合作。至于普通百姓，朱元璋则尽量减轻其税收负担。陈友谅盘踞江西时横征暴敛，使得老百姓困苦不堪。朱元璋则反其道而行之，及时地免除了百姓身上背负的各种苛捐杂税，既赢得了民心，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在平定淮东后，及时指示有司尽量减轻民间税粮和差役等，“务从宽简，令尔军民各安生业”[30]。对于工商业的管理，朱元璋也制定了较为宽松的税收政策，注意有节制地征取税收。例如，盐税由十税一改为二十税一，商税则先改为二十税一，后又进一步减为三十税一，而且下令各地严格执行这些宽松的税收标准，对于那些过度征取者，则“以违令论”[31]。这些轻征薄敛的政策，符合百姓的利益，非常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从而为此后的北伐战争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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