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兵学的总体特点与评价

明清时期一度迎来我国传统兵学发展的最后一个高峰期，也一度因为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而被迫迈向终结和转型。仅就兵书而言，不仅种类齐全，而且层次多样，是其时兵学研究取得突出成绩的明证。特殊的内外部环境，特殊的历史际遇，都使得明清兵学留下曲折多姿的发展轨迹。

第一，明清兵学进一步由“重道”转向“重术”，或由“重道”转向“重器”。在明清时期，兵学研究仅从内容来看，变得更加具体、更加务实、更加丰富，这些变化正是这种转变的结果。从总体上打量，中国古典兵学的发展和其他学术史有类似之处，也是走在往前发展的道路上。比如，就兵学思想和总体原则等来说，基本没有跳出先秦兵学的藩篱，甚至是《孙子》的藩篱。但在“术”的层面，即具体的战术设计上，随时代变化而不断发展。唐宋时期的兵学研究就已经开始体现出这一趋势，比如《唐太宗李卫公问对》的问世，“显示出古典兵学的重点正开始由战略的层次向战役战术的层次转移”^[10]。明清时期的兵书，同样可以看出这一特征。戚继光的《纪效新书》《练兵实纪》等，体现得尤为明显。为寻求战术的变化，戚继光借鉴前人阵法，研究设计出“鸳鸯阵法”，同时他还就练兵和治军等进行了深入探讨。由于皇权统治的需要，军队统御也成为突出问题。一再强调的所谓“练心”，不只是要求士卒上下具有胆气，也高度强调服从意识。随着明清时期以火器为中心的兵器的升级，军事家们更强调兵器的使用与保管，尤其是对火器的运用之法等有较为系统的总结和探讨，也就此推动了新战法的诞生。《火龙神器阵法》《火攻挈要》等对火器的使用方法等总结得更为深入，既体现出了“重术”的一面，也体现出了“重器”的一面。

第二，文人论兵的模式得到延续，并取得了不错的成绩。“文人论兵”是宋代出现的特殊文化现象。^[11]很显然，这一现象在明清时期，尤其是明代晚期得到了很好的延续。王守仁、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著名学者，都对兵学深有研究，并留下了不俗的论兵之作。《投笔肤谈》《登坛必究》《兵经》等著名兵书，也大多出自文人之手。到了清代初期，顾祖禹等一大批学者，都对军事地理学或沿革地理有过不同程度的研究。总之，在明清时期，文人论兵模式的延续，增加了兵学研究群体的丰富性，并推动着传统兵学研究向前发展，也就此进一步推动了兵儒合流。众所周知，文人论兵属于私家兵学，并为政府所禁止。因此，只有等到王朝走向没落，政府对兵学研究和兵书写作的种种管控有所放松之后，兵学研究才能摆脱各种烦琐的束缚，获得迈步向前的机会。古典兵学在明朝末期之所以取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与文人的积极参与不无关系，此后的衰落也与文人群体受到打压有关。明清时期，高度集权的政治军事体制日益得到巩固。^[12]在这种政治统治相对稳定的时期，统治者持续推行专制统治，甚至大力推行高压的统治政策，兵学寻求发展几乎成为一种奢望。

第三，古典兵学日益表现出发展停滞的趋势。当兵学研究更多仰仗于私家著述和文人群体时，其实也等于宣告着其正在走向停滞。同样是文人论兵，但明代末期和宋代是两种情形。宋代兵学的复兴，多少是因为政府的积极推动和提倡，明代末期则更多是出自文人学者的自觉，出于他们的家国情怀。但种种研究都是螳臂当车，无法阻止清兵入关之后，这类研究便难以为继，戛然而止。所以，考察兵学发展史，明代中晚期出现若干具有创见的兵书，更像是一种回光返照现象。还应看到的是，明清时期，传统兵学固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也存在着不少问题。数量不菲的论兵之作，更多属于平庸之作。这其实是古典兵学思想在专制政治之下必然出现的守成趋势，也可以说是宋代延续的兵经模式之下必然呈现的僵化之态。在专制和集权的政治模式之下，统治者出于维护自身统治利益的私心，只会允许兵学研究在官方主导的狭窄范围之内进行，这便很难迎来兵学研究的真正繁荣。中国古典兵学由此而走向停滞，固是历史发展之必然，也与当时的统治者的心胸和治术等密切相关。

第四，“言必称孙子”的现象依然存在，说明《孙子兵法》对明清兵学产生了深刻影响。茅元仪在《武备志·兵诀评》中对《孙子兵法》有句著名的评价：“先秦言兵者六家，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这句话本是用作评价先秦兵学，但不少人都喜欢用它来评价中国古典兵学。其实，考察中国古典兵学发展史，茅元仪此语也堪称允当，因为孙子的影响确实无处不在。明清兵学也不免受到《孙子兵法》的深刻影响。著名思想家如王守仁、李贽等人，都曾深入研习这部兵典。在撰述兵书时，明清学者大量引用《孙子兵法》一书中的观点，并借助于孙子建立的“虚实”等兵学范畴。《投笔肤谈》不仅模仿《孙子兵法》，写成十三篇的体制，思想内容上也有大量蹈袭。顾祖禹精研军事地理，却对《孙子兵法》非常推崇，称“论兵之妙，莫如《孙子》；而论地利之妙，亦莫如《孙子》”^[13]。至于朱逢甲撰写《间书》，几乎成为《孙子兵法·用间篇》的另类注释。兵学研究者“言必称孙子”，不得不依靠两千多年前诞生的兵典寻找些许慰藉，多少折射出明清兵学的尴尬，从中也可看出传统兵学发展的停滞。

【注释】

[1]黄朴民、白立超、熊剑平：《改变历史的二十四场战争》，中华书局，2017年，第1页。由于中国古代历史记载相对完整，大大小小的战争都详细登记在册，也会给人以“古代中国人极其好战”的印象。参见［美］迈克尔·怀特著，卢欣渝译：《战争的果实：军事冲突如何加速科技创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82页。

[2]黄朴民、魏鸿、熊剑平：《中国兵学思想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页。

[3]许保林：《中国兵书通览》，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第21页。

[4]永瑢、纪昀主编，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编委会整理：《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九十九《子部九·兵家类》，海南出版社，1999年。(www.xing528.com)

[5]《中国兵学思想史》，第401页。

[6]茅元仪：《武备志》卷一《兵诀评》。本书载于《中国兵书集成》编委会编：《中国兵书集成》第二十七至三十六册，解放军出版社、辽沈书社，1989年。

[7]刘庆：《论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与三次高潮》，《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8]清朝以整理古籍为口号的收集和整理，其实也是为了便于集中管控或销毁兵书。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在《四库全书》中只能看到寥寥无几的兵书，历朝注释《孙子》的精彩著作被完全抛弃，只留下五千余字白文。

[9]白寿彝总主编，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人民出版社、江西教育出版社，2015年，第291页。

[10]《中国兵学思想史》，第268页。

[11]《中国兵学思想史》，第321页。

[12]刘庆：《论中国古代兵学发展的三个阶段与三次高潮》，《军事历史研究》1997年第4期。

[13]顾祖禹撰，贺次君、施和金点校：《读史方舆纪要·总叙二》，中华书局，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