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兵学的进一步发展及阶段性总结与优化

明清兵学是古典兵学的最后一个繁荣期，其对中国传统兵学有着较为全面的继承和发展，并进行了阶段性的系统总结。考察这个时期的兵学理论著作和有关兵论，不难得出上述印象。

明清时期诞生了大量兵书，而且留存至今的较多，兵书数量毫无悬念地占据着历史之最。这与传统兵学在明清时期的迅猛发展密不可分。有学者统计，仅明代就诞生兵书777部，加上存目兵书246部，共1000余部。^[3]清代前期诞生的兵书并不丰富，而且承袭较多，创新较少。但到了清代晚期，随着西方军事著作的大规模译介工作的展开，新型兵书不断涌现，传统兵学有了向近代兵学迈进和转型的契机。其间所涌现的各种兵书，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兵书种类齐全，而且数量庞大，是明清兵学研究水准最直接的证明。不仅如此，在此期间，伴随着热兵器的大量出现和不断改进，战略战术及治军思想等也出现新的变化，传统兵学的发展就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变局。

虽说明清时期兵书诞生较多，但兵书的集中出现，尤其是有质量兵书的诞生，更多地集中于明代中晚期。著名将领戚继光就著有《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在对传统兵学完成继承的同时，也结合抗倭斗争进行若干创新。比如鸳鸯阵和海战战法等，在战术研究上无疑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郑若曾的《筹海图编》大量记载中日两国的基本情况，尤其保存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海洋地理资料，同时也就海防问题提出了许多策略，弥补了传统兵学的不足。其他如《投笔肤谈》《登坛必究》《兵经》等兵书，延续了宋代以来文人论兵的传统，并不乏富有见地的思考。至于《火攻挈要》等有关火器战法的研究，更极大丰富了传统兵学的宝库。茅元仪纂辑的大型类书《武备志》提出了边防、海防、江防并重的战略思想，也对古典兵学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总结。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则详细考释历代军事地理，通过对区域地理与军事历史的研究，揭示了兵要地理研究的地位和作用，将军事地理学的研究推向了高峰。

明清时期延续了宋代文人论兵的传统。文人论兵固然有着脱离实践等先天性缺陷，经常被武人斥为书生之见和纸上谈兵，但也有自身特色，似不可一概加以否定。文人论兵能够提高论兵的思辨性，提升战略思维的深度，成为中国古代兵学发展史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也是兵儒合流的明证。明朝中后期，一直延续到清代初年，诸如王守仁、李贽、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这些具有相对独立思想的学者，都曾投身研究兵学，对古典兵学的发展都做出了独特的贡献。明代兵书中较为出色者，如《投笔肤谈》《登坛必究》《兵经》《阵纪》《运筹纲目》《武备志》等，大抵也属这类作品。它们的结伴出现，无疑极大地提升了明清兵学的总体水平。明清军事地理学研究的兴起与推进，多少也是借助于文人群体的力量，同样可看成文人论兵模式的延续。《广志绎》《筹海图编》《读史方舆纪要》这些论述地理学的重要著作，基本也都出自知识分子之手。包括大型兵书《武备志》，也具有这方面特点。(www.xing528.com)

明代中晚期的兵书，有不少都论及海防，对海洋地理都有不同程度探讨，主要是因为其时倭患日益突出。在《筹海图编》中，作者更为集中地论述海防战略和海洋地理。茅元仪著《武备志》，主张边防、海防、江防并重，其中有不少篇幅论及军事地理。明末清初的顾祖禹著作《读史方舆纪要》，系统论述军事地理，也一举将军事地理学研究推向高峰。这部著作代表了明清军事地理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开启的地理学研究之风得到清代学者的继承和发扬。在清代，随着朴学兴盛，产生了一批灿若群星的地理学研究专家。除顾祖禹之外，全祖望、阎若璩、高士奇、胡渭、钱大昕、王鸣盛、洪亮吉等一大批学者，都曾对地理学、军事地理学或沿革地理，有过精深的研究，并且不乏独到见解。从这里也能看出，明清兵学研究群体的丰富性，尤其是文人学者的参与，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传统兵学研究水准的提升。

明清时期的兵学发展也与军事科技的发展密切相关。在明代，造船技术、兵器技术，尤其是火器技术，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造船技术的进步，一度给国人以拥抱海洋的机遇。火器技术的提高，则推动了兵学理论发生巨变。在明代，随着火器种类不断增加，运用日渐广泛，明军甚至设有专门的火器部队，战争中也会围绕火器而制定战术。军事学术、战术思想、建军思想等都由此而发生急速的变化。明代科学家和军工制造人员刻苦钻研的成果，体现在各个方面。他们在诸如钢铁冶炼、火药配制、火器制造等研究领域，都有深入研究。明代兵书中，有关火器和火药的论著占据了非常大的比重，流传至今的尚有十多种。这些论著，或研究火器的制造与使用，或探讨新兵种的建制与训练，或总结与之配套的战术与阵法，都极大地推动了明代兵学思想的深入。明代出现了一大批火器制造与使用的理论著作，影响深远的著作有《火龙神器阵法》《火攻挈要》《神器谱》《西法神机》等。除了专论火器的著述之外，《武编》《纪效新书》《练兵实纪》《武备志》《大明会典》《兵录》《筹海图编》等著作，也都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火器的制造与使用原则等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

明朝末期不仅迎来了兵学的快速发展态势，也有体系庞大的兵学著作诞生，尝试对古典兵学理论做系统整理与总结。何汝宾《兵录》、唐顺之《武编》、王鸣鹤《登坛必究》等，都具有这一特点。明代之前也曾尝试对兵学进行总结，比如北宋仁宗时期曾公亮、丁度等人编撰的《武经总要》，对军事制度、用兵选将、军队训练、古今阵法、战略战术、武器制造及阴阳占卜等各方面内容均有总结和阐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指出：“前集备一朝之制度，后集具历代之得失。”^[4]明代末期出现的大型兵书《武备志》，则更体现了对传统兵学进行总结的特点。与《兵录》《武编》《登坛必究》《经武要略》等兵书着力于“录”有所不同，茅元仪所撰《武备志》还致力于“评”，并在综合性、系统性、创新性等方面都有超越。《武备志》是一部大型辑评体兵书，不仅体系宏大，而且点评精到，条理清晰；既有理论总结，也有史料支撑；不仅考镜源流，更能挖掘古代兵典的要义，同时也立足于解决现实问题，对先进兵学理论和兵器知识及时吸纳，对古典兵学而言，是一部带有总结性质的兵学著作。^[5]茅元仪对《孙子兵法》的评价——“前《孙子》者，《孙子》不遗；后《孙子》者，不能遗《孙子》”^[6]，因为真切考察了《孙子兵法》与其他重要兵典的关系，所以成为长久流传的名言，以至于不少人习惯用这句话评点中国古典兵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