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私人以被授权者的身份独立执行警察任务的情形并不多见。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警察任务一直被视为传统的国家核心任务，必须由人民警察亲自承担。不过，机长和船长是两个比较典型的例外情形。我国《民用航空法》第46条规定：“飞行中，对于任何破坏民用航空器、扰乱民用航空器内秩序、危害民用航空器所载人员或者财产安全以及其他危及飞行安全的行为，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机长有权采取必要的适当措施。”《民用航空安全保卫条例》第22条规定：“航空器在飞行中的安全保卫工作由机长统一负责。”第23条规定：“机长在执行职务时，可以行使下列权力：（一）在航空器起飞前，发现有关方面对航空器未采取本条例规定的安全措施的，拒绝起飞；（二）在航空器飞行中，对扰乱航空器内秩序，干扰机组人员正常工作而不听劝阻的人，采取必要的管束措施；（三）在航空器飞行中，对劫持、破坏航空器或者其他危及安全的行为，采取必要的措施；（四）在航空器飞行中遇到特殊情况时，对航空器的处置作最后决定。”根据上述规定，作为私人的机长实际上被法律、法规直接赋予了执行航空器内危险防止任务的权力。也就是说，机长根据法律、法规的授权能够在飞机上“自由裁量”行使警察权。2011年6月发生在云南省昆明市机场的“3名乘客被南航机长‘赶下’飞机事件”[10]即与机长警察权的行使有关。与此相类似的还有船长在船舶行驶过程中所享有的各种警察处置权。例如，我国《海商法》第36条规定：“为保障在船人员和船舶的安全，船长有权对在船上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人采取禁闭或者其他必要措施，并防止其隐匿、毁灭、伪造证据。”可见，作为私人的船长根据法律的直接授权同样可以行使警察权。
尽管目前我国法律、法规直接授权私人行使警察权的规定还不多见，但随着私人参与执行警察任务改革的不断推进，特别是在警察任务日益增多与警力严重不足的矛盾日益凸显时，将警察任务中的某些纯粹服务性、技术性、辅助性事务分离出去交由更具实力的私人执行不失为一种有益的尝试。例如，面对形势严峻的吸毒问题，仅靠公安机关的力量已经无法完成强制戒毒任务，必须发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为此，我国《禁毒法》确立了崭新的社区戒毒模式。国务院还专门发布了《戒毒条例》（以下简称《条例》）。《条例》第2条第2款规定了“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等多种措施”并举的戒毒工作模式。第15条规定：“乡（镇）人民政府、城市街道办事处应当根据工作需要成立社区戒毒工作领导小组，配备社区戒毒专职工作人员，制定社区戒毒工作计划，落实社区戒毒措施。”第21条规定：“社区戒毒人员拒绝接受社区戒毒，在社区戒毒期间又吸食、注射毒品，以及严重违反社区戒毒协议的，社区戒毒专职工作人员应当及时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这些规定明确了“禁毒社工”的法律地位，为私人参与执行禁毒任务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障。对于类似外来人口居住证办理、道路交通安全讲习、防诈骗宣传、消防知识宣讲、邻里琐碎纠纷调解等与警察强制权无关的服务性警察事务，今后完全可以通过法律、法规乃至规章授权的方式直接转交私人执行。[11](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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