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企业自身呈现一些组织上的特性，其中最重要的是连带债权和连带债务，以及银行合伙人在一个以管理一家银行为目的的合伙中的相互代理，此等管理由合伙人直接完成而不是交由他们共有的奴隶总管（servus communis institor），也不交给具备特有产的被共有奴隶（servus communis peculiatus）。这是一个例外性的制度，一般而言，在罗马法中通过合同设立的团伙没有法人资格，因此合伙不具对外效力（包括连带效力），仅约束签订合同的合伙人，他们一起分享利润、分担损失。
罗马银行的另外一个显著特色是：它的一些业务不仅可以通过金钱，还可通过粮食进行。这在起诉后的预审阶段在双方的请求权中为抵销时，抵销的是麦子和葡萄酒[38]而非金钱的事实中可以见到，或者在为了担保金钱的消费借贷接受了储存在有关仓库中的粮食（小麦、谷物、葡萄酒、油）的事实中可以看到，这些都是苏尔毕求斯档案中的碑铭证据证明的[39]，或者在银行为一笔货款提供担保（receptum argentarii）时，担保物是不可替代物、动产或不动产的事实中可以看到。
以这些特殊规范为基础，法学家引申出包含在这些表述下的一般利益的说明理由，有银行业者职能的“公共的重要性”（盖尤斯：D.2，13，10，1），“他们的职业对于公共利益是必要的”（帕比尼安：D.16，3，8），“公众对他们的职业的信赖”（乌尔比安：D.42，5，24，2）以及“诉诸他们的委托”（保罗：D.2，13，9，2）。[40](www.xing528.com)
然而，在这个由特殊的实体和程序规范组成的集合体旁边，我们发现同样重要的是：对于其他类型的银行活动和银行的组织框架依然适用一般法律制度。在此我们仅限于谈论合同，法学家提出来的许多有关消费借贷、变例寄托、要式口约和信用委任（mandatum credendae pecuniae）的处理方案使用的是一般法律规则，适用于任何人，无论他是否是银行业者，不必确定所涉主体的职业。
为完整描述这一场景，最后还要考虑的是最初专门因银行而出现的特殊活动后来被一般化：抵销便是一个例证，自公元2世纪末起，它便成为债的一种一般消灭方式，不限于因银行返还贷出的金钱而起诉的情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