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论》在公元前44年——西塞罗去世的大约前一年——写成，在该书的开头部分西塞罗讲了推动他写成这一作品的原因。
早些时候，西塞罗在其位于罗马附近的托斯库鲁姆的别墅里接待了其朋友大法学家C.特雷巴求斯·德斯塔，他在查阅图书馆藏书的过程中取亚里士多德的《地方论》在手，其好奇心为该书的标题所激发，于是请西塞罗为他解释其内容（1，1）。后者简短地回答，这些书说的是关于亚里士多德寻找论据，“以便不犯错误地以合理方法达到对论据的占有的理论”，西塞罗还建议特雷巴求斯在一名修辞学专家的指导下直接读亚里士多德的这一著作（1，2）。特雷巴求斯尝试了这么做，但结果失败：选定的修辞学家表现出无力解释亚里士多德著作的内容，于是特雷巴求斯再次转向西塞罗寻求解释。于是，这位阿尔皮努姆人在激烈批评了不懂亚里士多德作品的修辞学家后（1，3），自己动手满足朋友的要求，写了这一著作，其书名与亚里士多德的书名同。写作是在去希腊的海船上完成的，因此没有亚里士多德的原著在手，只能根据对这部著作的记忆进行（1，4～5）。(www.xing528.com)
从这一前提似乎可自然地得出西塞罗的这一著作不会有自己的任何个性和原创性，不过是对亚里士多德的作品简单照抄的结论。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尽管西塞罗著作的出发点确实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但它反映了一些不同的东西，这些东西表现了罗马人的实用主义精神和把希腊的哲学范畴调整得为更具体的目的服务的能力。亚里士多德的“地方”是表达一个哲学论证的逻辑论据的据点，而西塞罗的“地方”是具有实用和具体目的的修辞手法，表现为一个可靠的谈话支点（显然也是法律论述的支点）。因此，尽管西塞罗的这一著作短小并基本上是教导性的，却在自波爱修斯[2]以后的整个古典世界中赢得了巨大的成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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