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一简短的历史交代是适当的。公元前6世纪末，罗马人共同体的宪法形式发生了改变。君主制为共和制所取代，共和制的主要机关是执法官（它们中的两个，即执政官是国家元首）、僧侣团体、元老院和民会（人民大会）。公元前1世纪末（通常说到的时间是公元前31年），共和制为帝制所取代，第一个皇帝奥古斯都取得了宪法体制中权力顶峰的地位，他把一些机关（执法官、僧侣和元老院）降为第二等机构，并取消了另一些机关（民会）。帝制政府一直持续到罗马帝国终结（公元5～6世纪），但公元4世纪被确立为国教的基督教取代了传统的宗教，以不同的方式影响法律。这就解释了我们把这一阶段的时间下限确定在公元3世纪的原因。[9]
按照早先的共和制、后来的帝制，由于权力基础不同，在僧侣团体与执法官和君主之间，有一种清楚的区别：前者的权力基础是神；后者的权力基础是人民。[10]事实上人们没有忘记，共和制的执法官是由民会选出的，君主也要通过由人民投票产生的谕令权法（Lex de Imperi，一个授予一些权力的法律）确认自己权力的基础，但僧侣的选择并不涉及选举，而是按增补制进行（由现任僧侣选择新的僧侣）。执法官和僧侣的职位可由同一人承担，执政官也是占卜师的情况经常发生。在帝政时代，皇帝也担任主要宗教团体的僧侣（通常是僧侣的头）的职位（例如，他是大祭司）。
可以这样来理解乌尔比安的《法学阶梯》的三部分内容，即公法由圣事（in sacris）、僧侣的事务（in sacerdotibus）和长官的事务（in magistratibus）构成。我们已经谈过了第二个和第三个术语，第一个术语指调整这一时期罗马人宪法生活的许多方面的法律——宗教规范的那个整体。这方面的例子，只要我们回忆一下如下的事实便可找到许多：在举行元老院会议和民众会议之前，要先举行献祭仪式，如果得到的兆头不吉利，则推迟开会。还可回忆一下，罗马城最古的中心为城界（Pomoerium）[11]所围住，这是执法官以及皇帝进入其中不能行使其兵权的宗教类型的界线。[12]宗教的这种地位并未阻止公法和宪法的发展，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看，这两者在整体上是世俗的。事实上，罗马人的传统宗教从来不使人感到压抑，而总是出于人的需要的。只在某些历史时刻（例如公元前1世纪）才有人试图用它做政治武器，但常常鲜有结果。人民（Populus）和罗马市民（Civis Romanus）的基本概念是非常世俗的。[13]人民的概念并不包含神的标记，这点可从西塞罗在其《论共和国》一书对其所给的明确定义中看出来：人民是以法律上的同意和共同的利益为基础相联合的人的整体（Populus est coetus multitudinis iuris consensu et utilitatis communione sociatus）。因此，联合的要素是法律上的同意和共同的利益，排除了任何种族的、语言的和宗教的区分。(www.xing528.com)
罗马市民的概念与人民的概念紧密相连，因为市民是人民的一分子，人民是由市民的整体构成的。罗马市民权并不只授给在罗马出生的个人，而是对所有的人开放。因此，外邦人和奴隶也可以通过特别的行为（例如解放、户口登记、授予市民权的法律）变成罗马市民。
最后，活着的皇帝从来不被神化，而总是被看做一个人，尽管他在宪法上居于最高地位。因此，如果他可随其所好地提出新的法律规范的话（quod pricipi placuit legis habet vigorem，君主规定的事情具有法律的效力），一旦作出规定，他自己也受其支配。只有在死后，皇帝才被称做神（Divus），因而与其他的神平等。但这首先是表达尊敬和敬意的方式，不对法律方面产生实质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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