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特鲁奇教授对中国法学界的印象

业师徐国栋教授把他的挚友、意大利比萨大学罗马法教授阿尔多·贝特鲁奇在中国发表的文章结集出版。这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学术工作。在与中国法学界二十多年的交流中，贝特鲁奇教授以汉语发表了不少论文。据我所知，其中大多数是“命题作文”，是中国学者明确请求他就某一个我们自己不太熟悉、但希望加深了解的法学问题，撰写论文。贝教授总是能够出色地完成中国学者布置的“作业”，帮助我们扫除知识上的盲点，“以光明照亮黑暗”。对此，只要浏览一下这一文集中的论文题目就会有切身感受。

但我也知道，徐师编辑出版这一文集，也是为了酬谢和记录与这位教授绵长而朴实的跨国友谊。这一友谊不但结出了丰硕的成果，其具体表现就是，不仅贝教授在中国发表了大量文章，而且徐师也在意大利发表了不少论文，扩大了中国法学在意大利学界的影响；同时，也顺带培养了学生。在某种意义上，我的意大利求学经历，也是他们之间友谊的产物。正是基于贝教授的邀请并慷慨资助，我才有机会去比萨大学法律系留学一年，与这座城市、这所大学结下不解之缘。同样基于比萨读书期间的知识积累，我才能够通过意大利大学的博士入学考试，获得奖学金，在罗马师从斯奇巴尼教授，切身感受罗马法与现代民法的深邃学理，在这座浸透了历史的“永恒之城”度过了四年时光。可以说，贝教授是我意大利求学之路的引导者，是我的学术恩主之一。不仅如此，在结束学业、回国工作的日子里，我一直都得到贝教授的帮助，与他多有交流与合作。因此，当徐师邀请我写一点从我个人角度观察到的贝教授印象时，我欣然答应了下来。但我所能写的，无非是与他交往中点点滴滴的小事。

第一次见到贝教授大约是在1997年10月的一个深夜。那时我刚从工作了一年的南通中院回到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师从徐国栋教授读研究生。贝教授访问西南政法大学之后，应邀访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从重庆到武汉，趁着高峡还没有出平湖，他乘船顺江而下，游览三峡风光。根据事先约定，徐师命我到码头去接他。有过在长江上旅行经历的人都知道，这种长途客轮不可能准点，对此我早有思想准备。于是，本来应该晚上9点到的船，到凌晨2点多才到。困倦不堪的司机早已在车上睡大觉，我则举着牌子，在江风吹拂下，与身边一大群人，等了5个小时，直到贝教授的身影出现在甲板上。在我看来，这根本不算什么。但贝教授刚一上岸，高兴激动之余，道歉加上解释30分钟之久，仿佛轮船晚点是他的错，他向我详细说明了这么长时间的晚点是如何在各个码头之间逐渐累积起来的，并且他在船上已经认真研究了下船后解决住宿的各种方案，等等。总之，他非常感动，说没有想到我会坚持等他这么久。

我之所以在这里提到这件在我看来毫不起眼而且早该忘记的小事，是因为贝教授后来反复提及此事，而且每提一次，就要隆重地再感谢我一次，搞得我自己也忘不掉这件事情了。其实就是这类小事，突出地表现出贝教授的个性。他从来不理所当然地认为别人有义务帮助他，即使这个人只是在完成老师布置的一项任务。他把别人对他的帮助牢记在心，并且觉得不以某种方式答谢的话，总是个事情。

贝教授的武汉之行很愉快。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时他所做的题为“罗马宪法与欧洲现代宪政”的学术讲座，几乎可以说是第一次在中国法学界系统地提及罗马宪法问题。正是他的这个讲座引发了我对罗马宪法业余性质的兴趣，并且维持到今天。

除了学术活动，当然也免不了要带他去游览一下武汉的风光，途中谈话不少，具体内容我都已经忘记，无非是我对学术研究工作是否有兴趣之类。但我后来猜测，他已经在考虑为我争取去比萨大学留学的机会。但直到离开武汉，他什么都没有说。1998年元旦前后一个极其寒冷的早晨，我与室友都还高卧不起的时候，徐师到食堂买包子路过我的宿舍，把我从美梦中敲醒，告诉我贝教授已经帮我在意大利国家科研委员会申请了一笔奖学金，可以支持我到比萨大学学习。这可真是个意外的惊喜，做梦都不可能梦到。要知道，1998年的时候，一个研究生，特别是文科学生，要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是极其困难的。主要的原因当然是经济上的，那时大学老师的月工资也就600元左右，研究生生活补助才100多元一个月，有谁能够负担得起留学期间每个月接近4000元的生活费呢？唯一的指望就是外方提供奖学金了。贝教授为我争取到了这个机会，从此完全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等我再次见到贝教授，已经是2000年10月一个深秋的雨夜，地点是比萨火车站。他与助手打着伞在站台等着我的到来。这顿时让我想起了几年前在武汉码头接他的情景。贝教授显然也有这种联想，一个负欠良久的情义终于得以酬谢！他颇为得意地对我说，他在武汉的时候曾经对我说过，欢迎我来比萨，那可不是随便说说，他那时就已经有此计划，甚至是当我在码头等了他5个小时终于接到他的时候，他就已经开始考虑这个事情了，现在我终于来了，他真的很高兴！

这就是贝教授的风格。后来在与他的交往中，我屡试不爽。你送他一盒茶叶，他就会拿包巧克力回赠给你。他很珍视来自异域的友谊，突出表现就是他在比萨的家里挂满了中国朋友送给他的小物件，哪个东西是哪个人送的，他都记得清清楚楚。中国朋友爱送茶给他，他其实是不喝茶的，导致很多茶过了保质期，但他还是认真收藏着。当然，贝教授不是一个圣人，他从来不觉得有义务“不计回报”地帮助我们这些来自异国他乡的朋友。因此，当他大大地帮助了我们一把的时候，能够明显看出来，他会期待着我们以某种方式来答谢他的好意。但我们能做什么呢？无非就是请他吃顿比萨饼，或者在一起喝咖啡的时候，抢着把账给付了。对他来说，这就足够，重要的是“礼尚往来”的原则。在这方面，他很中国化，因此偶尔也会对某些他认为“忘恩负义”的人和事，有所抱怨，悄悄地说些闲话。

在很多方面，贝教授（以及作为他的老师、后来也成为我的导师的斯奇巴尼教授）是意大利人中的异数。意大利人通常具有的说话不靠谱、约会难守时之类的毛病，在他身上一概没有。而且恰恰相反，他记忆力惊人，能够准确地记得他对你许下的以及你对他许下的任何诺言，然后不折不扣地去落实，也要求你落实。

我在比萨一年的学习，在很多方面得益于贝教授的指导。他很讲规划，生活和工作如时钟一样准确（这可真不是意大利人的风格！）。由于家在罗马，他必须每周在比萨与罗马之间做来回钟摆式的旅行。我至今还记得每周二中午11点47分左右（前后误差不超过3分钟），比萨大学罗马法研究所图书馆的门响一下，一定就是他来了。然后，他必然会走到我身边，花大约30秒的时间寒暄一下，说明他一天要做的事情，交代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找他。然后我继续看书，他则频繁地进进出出、上课、接待学生、叫来同事或被同事叫去，等等。贝教授很忙，周四下午3点就要回罗马，因此比萨一周的事情必须压缩在不到3天的时间内完成，这就更加需要好好规划时间了。即使如此，周二、周三下午6点闭馆之后，他还是可以在图书馆写作一个多小时，直到大楼关闭。我学习的地方距他办公室很近，每当此时，总可以很清晰地听到他敲击键盘时发出的“哒哒哒”的声音，绵长、连贯，不算很快，但几乎没有长时间的停顿，除非他起身去查阅参考书。贝教授是那种能够快速进入写作状态的人，即使只有20分钟时间，他也能够进入状态，写上一段书稿。如此积累，成果自然丰富。正因为如此，每次见到贝教授，他几乎总有最近出的书相赠。贝教授的这一能力让我佩服不已，因为我总是痛感自己不能有效利用零碎时间，对于写作之类的事情，总感觉要焚香沐浴、郑重其事才能进入状态。

贝教授的学术同他的行事风格甚至语言风格保持高度一致，清晰、简洁，不拖泥带水。他属于西方大学知识产生体制中标准的学者。这样的学者，会慎重选择一个相对较小的领域，展开深入、持久而且前沿的研究。在这个领域，他必须努力成为No.1，至少是这个国家范围内的，否则就基本算失败。学者在这个领域内的功能是拓展知识和创造文化；而在相关学科、非属自己专攻的领域，学者则是一个文化、学术的传承者，要能够做到保持广泛的阅读，理解和学习别人的新观点，向学生传授最新的知识。贝教授有自己专攻的术业，那就是罗马商事法中的银行法，更准确地说是罗马时代的钱庄。对这一问题，他持之以恒地辛勤耕耘已经接近30年。我个人认为其研究水准在意大利学界毫无疑问是一流的，至于在世界范围内是否属于名列前茅，我不敢说，但估计差不了多少。选择这个问题展开研究，我认为他受到罗马一大博导塞劳教授的直接影响，在研究方法上也是如此。但在跟随斯奇巴尼教授多年后，他的学术兴趣和方法有了明显变化，显示出我称之为“新历史主义”或者“当代主义”的趣味，也就是更多关注罗马法作为现代法制度之历史基础，以及在现代法制度中辨识仍然活着的罗马法制度和精神。他在意大利组织出版了对《欧洲合同法原则》（PECL）以及《共同参考框架》（CFR）的历史比较评注丛书，认真梳理这些“新共同法”制度的历史发展脉络。最近几年，他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工作真的是卓有成就！(www.xing528.com)

贝教授很多年前也写过一本研究罗马共和国时代的凯旋式的罗马公法专著。事实上，他对罗马公法研究一直颇为关注，我甚至怀疑他在这方面受到中国朋友的影响，因为后者对罗马公法的热情越来越高，有与罗马私法并驾齐驱的势头。贝教授最近出版了一本大部头的，我认为颇为出色的《罗马公法教科书》。虽然不能说他对罗马公法制度有全面、深入的研究，但他是一个有极佳学术修养的人，在意大利罗马法学界独特的学术传承和培养体制中坐了十多年的“冷板凳”（按照徐师的说法，就是拿着极低的生活费，被养在大学里看书、写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之后才去比萨大学当教授，所以他对罗马公法学者各种观点的认识、对最新文献的掌握，相当全面、娴熟。他的这本书是对罗马公法知识体系出色的梳理和对当下欧洲罗马公法研究界主流通说的“工笔素描”。

之所以这么评价，也是基于我个人与他交往的经验。在比萨读书期间，我偏爱罗马公法的东西，经常拿些问题去请教贝教授，他对相关著述情况的了解让我印象深刻。往往就是，我们二人说着说着，他就开始用罗马法研究所图书馆的“云梯”，在堆到天花板的书架里爬上爬下，不一会儿，就把他认为在相关问题上最好的著作放在我面前，然后一边翻书，甲乙丙丁若干学说就娓娓道来了！这种功力，如果不是在图书馆浸泡10年以上，博览群书，怕是修炼不到的。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对贝教授的文章以及针对某一问题的解答，高度信赖。基于与他多年的交往，我知道，即使对相关问题没有专门研究，他也不会胡扯，而是笃定会给你提供一个他认为最为稳妥，而且有根有据的通说。当然，这也要感谢意大利的法学出版物中独特的“法学百科全书”、“学说汇纂”的存在。正是这类优秀的出版物，使得学者可以通过阅读权威学者撰写的质量一流、参考文献全面的词条，迅速了解相关研究的基本面。关于此种出版物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出版界可能的借鉴方法，我当另外撰文讨论。

在比萨大学读书期间，与贝教授接触很多，我经常把他作为一个欧洲大学教授的“样本”来观察。虽然我知道这样难免片面，因为人与人之间千差万别，但他毕竟是我了解西方学者的行为模式、心性情操的一个鲜活例子。总的来说，我感觉贝教授是那种敬业而且专业的学者，他把从事学术研究、教书育人、发表著述看做自己的本分、职责和义务（西塞罗所说的officium一词最好地概括了这种意思，但汉语中难以找到一个对应的词来表达）。

他其实是个爱聊天，甚至有时候让人觉得嘴碎的人，但真的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听到他谈起房子大小、抱怨工资高低、谋划如何弄钱之类的事情。这显然不是他热衷的事情。作为一个学院派知识分子，贝教授偶然也会谈及政治，也对现状表示失望，对政府多有批判之意，但他绝不是那种指点江山、壮怀激烈的人，相比之下，他显然更加关心自己作为一个学者分内的事情。他对追求当官可谓毫无感觉。他年复一年地从罗马赶到比萨给学生上课，课后给学生答疑，有一点点空闲的时间，就在电脑前研究、写作。有一天我发现他的桌上放着一本厚如板砖的托马斯·阿奎那的拉丁语版的《神学大全》，旁边是他做的大大小小的文摘卡片，忽然真切体会到，聪明过人如贝教授者，做学术研究工作，其实也是下的笨功夫啊！

在对贝教授的观察中，我之所以选择这两点来谈，是因为我发现中国大多数学者的人生理想——学而优则仕（简言之，升官），或学而优则贾（简言之，发财）——以及因为求但不能“得”，或不能“速得”，而产生的痛苦、焦虑、愁肠百结等心路历程，在他那里统统不存在。需要强调的是，这里不涉及那种虚情假意、半推半就，“在山不比出山清”的假清高，而的确是因为我们的贝教授在学术中发现了从事纯粹的智识活动的乐趣，寻到了人生价值的依托，建立了作为一个学者在人际交往中的自信。他活得自在自为，轻轻松松，简简单单。

或许正是贝教授的这种心性促进了他与徐国栋教授的友谊，或者是因为徐国栋教授是中国学者中为数不多的能够让他找到“同道”感觉的人。总之，他们因为学术而成为朋友，也因为是朋友，而彼此促进学术。期待着同属我师辈的教授老贝与老徐之间的友谊继续、长存。

薛　军^[1]

2014年1月2日于北京

【注释】

[1]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