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新闻自由是最重要的理念之一。回顾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新闻自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投身社会斗争时首先论证的问题[7]，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等革命家在毕生的新闻实践和社会斗争中，多次阐述和论辩的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的新闻自由观并非空洞的、理想化的口号，而有着在具体斗争实践中磨砺与发展的现实政治性。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高度评价新闻自由的进步性。新闻自由思想的形成和新闻自由作为一种政治口号的提出，是近代科学推动社会发展的结果，火药、指南针尤其是印刷术这三大发明，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提供了条件和物质基础。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进取必然伴随在政治上的要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必然伴随着争取新闻自由的斗争。马克思在谈到普鲁士资产阶级要求新闻自由时强调：“资产阶级为了达到它的目的，就必然要取得自由讨论自身利益、观点以及政府的行动的可能。它把这叫做‘出版自由权’。……而这是自由竞争的必然后果。”[8]列宁也指出：“‘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成了全世界一个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9]正是依靠新闻自由，英美法等国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在“知识的社会”（商品社会）战胜“信仰的社会”（封建社会）这一历史进程中，新闻自由是赢得胜利的关键，在某种程度上，新闻自由权是其他自由权——比如财产权、人身权的基础和保障。马克思说过：“没有新闻出版自由，其他一切自由都会成为泡影。自由的每一种形式都制约着另一种形式，正像身体的这一部分制约着另一部分一样。只要某一种自由成了问题，那么，整个自由都成了问题。”[10]
第二，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虚伪性。虽然在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之后，美、法等很多国家将新闻自由写入宪法，但是宪法原则与具体法律之间有巨大差异，理论与实践往往脱节。马克思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文献时发现，虽然《人权宣言》和1793年宪法规定了“不受限制的新闻出版自由”，但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出版自由又被完全取缔”[11]。资产阶级革命以政治解放为目的，一旦目的达到，人权就仅仅成为保持其政治合法性的幌子。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想成为民主阶级，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因此，虽然宪法中有关新闻自由的条款冠冕堂皇，但是在依据宪法进行的具体立法中则大打折扣，“宪法的每一节本身都包含有自己的对立面，包含有自己的上院和下院：在一般词句中标榜自由，在附带条件下废除自由”[12]。他称资产阶级关于新闻自由的全部立法措施为“渗透着戒严精神的法案”，“出版自由——同时旁边还有绞架”[13]。
第三，揭露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资本属性。恩格斯指出，新闻自由包括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政治上的新闻自由，即新闻自由实现的政治制度保障；二是经济上的新闻自由，即新闻自由实现的经济制度保障。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经常存在政治上似乎平等、经济上却不平等的情况。马克思强调：“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14]列宁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新闻自由的实质是富人和资本的自由：“资本家把取消书报检查和各党派可以自由出版任何报纸叫作‘出版自由’。”“这实际上并不是出版自由，而是资产阶级富翁欺骗被压迫被剥削人民群众的自由。”“为什么会这样呢？大家都很清楚这是为什么。因为出版报纸是资本主义的有利可图的大行业，富人把几百万几百万卢布投入这一行业。资产阶级社会的‘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自由在每天数百万份的报纸上有计划地不断地欺骗、腐蚀和愚弄穷人——被剥削被压迫的人民群众。”[15]“在全世界，凡是有资本家的地方，所谓出版自由，就是收买报纸、收买作者的自由，就是买通、收买和炮制‘舆论’帮助资产阶级的自由。”[16]在“黄金的链条”牵制之下，新闻出版界完全被商业利润驱动，资产阶级报人直接或间接地为了个人利益、为了自己的党派和政府，从事出卖灵魂的“奴隶劳动”。即便是在新闻自由程度最高的英国，马克思感慨说：“在伦敦哪里有‘独立自主的’报刊的一点点影子呢？”[17]他讽刺英国商业报纸的代表《每日电讯报》：“伦敦所有厕所都通过一些隐蔽得很巧妙的管子，把人体的脏物排到泰晤士河里。同样，世界名城也通过一些鹅毛管笔把它所有的社会脏物都排到一个纸制的藏污纳垢的大中心——《每日电讯报》里。”[18]
第四，指出新闻自由对于无产阶级是不可或缺的重要武器。虽然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提出的，但由于它以普遍人权的形式出现，工人阶级也有可能得到部分新闻自由，恩格斯评价说：“比起旧的奴隶制来，这就是历史性的进步，至少是自由的原则已被承认了，而被压迫者自己也关心如何使这个原则实现。”[19]无产阶级不仅应该同资产阶级一起，为争取新闻自由英勇斗争，而且应该在资产阶级背叛自己以后，继续为新闻自由冲锋陷阵。因为没有这些自由，无产阶级就不能获得运动的自由，争取这些自由，同时也就是争取自己本身存在的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要的空气。新闻自由是工人运动发展的必要条件，因此马克思把争取自由的权利视为“任何严肃的工人运动的出发点”[20]。恩格斯也指出：“没有出版自由、结社权和集会权，就不可能有工人运动。”[21]在工人阶级争取解放的过程中，要善于争取和利用新闻自由，恩格斯在第一国际时期说过：“政治自由、集会结社的权利和出版自由，就是我们的武器；如果有人想从我们手里夺走这个武器，难道我们能够袖手旁观放弃政治吗？”[22]“争取这些自由的斗争，同时也就是工人政党争取自己本身生存条件、争取自己呼吸所需空气的斗争。”[23]在俄国和中国的革命过程中，革命党人都曾争取新闻自由，并以报刊为阵地，进行组织、宣传与鼓动工作。(www.xing528.com)
第五，强调新闻自由的阶级性。在阶级斗争尖锐对立、一个阶级剥夺另一个阶级利益的历史条件下，新闻自由是具有阶级性的，不存在超越阶级的新闻自由。1848—1849年，马克思恩格斯在革命高潮中，在出版《新莱茵报》的过程中，有一段时间享受到了新闻自由。但是随着革命的失败，欧洲陷入黑暗的反动时期，工人运动转入低潮，无产阶级被剥夺了新闻自由。这一经历，使他们对新闻自由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当广大人民不再利用新闻自由这一武器去拥护资产阶级，却要利用这一武器去反对资产阶级时，当权者就试图摧毁这一自由[24]。同样，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无产阶级也不能将这一自由拱手相让。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马克思恩格斯支持工人政权一方面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新闻自由，一方面对从事阴谋活动的反动报刊实施“公安措施”，这一观点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新闻统制的重要内容。列宁进一步指出，现代社会的新闻自由本质上就是建立政治组织的权利，因为报刊是政治组织的中心和基础，当全世界资产阶级比新生政权强大得多的情况下，如果让资产阶级拥有这种自由，就是为敌人的活动打开方便之门，就是政治自杀[25]。因此在十月革命之后的危急情况下，列宁坚决主张取缔反动报刊，并与党内持不同意见的同志多次激辩。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更多地从阶级观点看待新闻事业和新闻自由：“在阶级消灭之前，不管通讯社或报纸的新闻，都有阶级性。资产阶级所说的‘新闻自由’是骗人的，完全客观的报道是没有的。”[26]“我们的制度，就是不允许一切反革命分子有言论自由，而只许人民内部有这种自由。我们在人民内部，是允许舆论不一律的，这就是批评的自由，发表各种不同意见的自由。”[27]江泽民进一步阐述了毛泽东的新闻自由阶级性观点，1989年11月，他在新闻工作研讨班上说：“在任何一个国家中，都不存在绝对的毫无限制的‘新闻自由’。在国际上还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在国内阶级斗争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情况下，自由就不能不带有阶级性。”[28]
第六，强调新闻自由受法律保护。马克思和恩格斯既提倡新闻自由，又从不把新闻自由理解成不受限制的自由。马克思批评说：“我们想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怎样想就怎样下命令，意志代替合理的论据。这完全是统治者的语言。”[29]恩格斯也指出，“认为自由就是为所欲为”是一种“中世纪的野蛮”[30]。他们认为，新闻自由应当受到法律的保障和约束，在一定的道义原则下有机运行。这里的法律，是反映人类精神的科学的法律，这里的道义，是符合人的理性的普遍的道德。“新闻出版法惩罚的是滥用自由。书报检查法却把自由当成一种滥用而加以惩罚。”“新闻出版法是真正的法律，因为它是自由的肯定存在。它认为自由是新闻出版的正常状态，新闻出版是自由的存在；因此新闻出版法只是同那些作为例外情况的新闻出版界的违法行为发生冲突。”[31]“法典就是人民自由的圣经。因此，新闻出版法就是对新闻出版自由在法律上的认可。”[32]
列宁强调，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与资产阶级新闻自由有本质不同：“资产阶级认为，出版自由就是富人有出版报纸的自由，就是由资本家霸占报纸。这种霸占的实际结果是使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到处都有卖身投靠的报刊。工农政府认为，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压迫，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33]苏联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用革命手段剥夺资产阶级新闻自由，剥夺资产阶级报刊的物质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闻事业。一方面制定并颁布宪法，保障社会主义新闻自由；一方面确立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地位，坚持党性原则。由苏联所确立的社会主义新闻自由的基本特征是：第一，实行新闻生产资料公有制；第二，新闻事业为公民所享有；第三，剥夺敌对阶级和反动势力的新闻自由；第四，坚持权利与义务、自由与纪律的统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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