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企业：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报刊经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办报生涯中，一直遵循市场经济模式。他们为创办《新莱茵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以及协助创办《工人辩护士报》《工人报》，写下或参与审议多份传媒经营性质的文件：《〈新莱茵报〉公司章程》《〈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招股启示》《工业报纸有限公司募股启示》及《创办〈工人报〉日报的借款条件》。

1848年欧洲革命大潮中，马克思在德国科隆创办《新莱茵报》，副标题为“民主派机关报”，实为无产阶级政党的机关报，马克思担任总编辑，恩格斯担任编辑。他们拟创办一家股份公司，以集资的办法为报纸筹集资金。在马克思署名的《〈新莱茵报〉创办发起书》中，提及“《新莱茵报》在各方面都有着取得成功的最好的前景，但是这里也遇到了经费问题，在办报初期，如订户和广告的数目还不能保证报纸的经营，就必须筹集弥补开支所需之经费。为此就需要3万塔勒的资本，其中有一半要留作准备金。这笔资本将由一个股份公司筹集”。后来成立的公司叫“海尔曼·科尔夫公司”，由一名发行负责人（海尔曼·科尔夫）和两名助理（路易·舒耳茨和斯蒂凡·阿道夫·瑙特）主持，科尔夫是一位民主主义者，舒尔茨和瑙特则是科隆商人。当年7月，随报纸发行了科尔夫公司制定的《〈新莱茵报〉章程》，共46条，规定了《新莱茵报》总资本3万普鲁士塔勒，分600股，每股50塔勒。章程还相当完备地规定了发行负责人的责任与义务、收益比例、账目管理等方面的内容，涉及经营和法律领域的几乎所有问题。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构想中，编辑与经营是分开的，经营方面遵循的是商业报刊的模式。因此他们倚重发行人，使用新式印刷设备，也赞同报纸刊登广告，并把它看作报刊的重要收入之一。《新莱茵报》上每天都有详细的广告价目表。《新莱茵报》的发行量接近6000份，在当时德国能够进入畅销报纸的行列，具有非常大的社会影响。只是由于报纸的革命立场，招募股份和广告时出现很大困难，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是以募集捐款的形式维持报纸的编辑和发行，马克思更是将自己的大部分私人资产都用到了报纸上，总数在7000塔勒之上。《新莱茵报》虽然在1849年因反动当局的迫害停刊，不过作为“无产阶级最好的机关报”，马克思恩格斯的报刊经营理念被后来的无产阶级报刊所吸纳。他们关于报刊经营管理的论述，成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一部分。

为了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和教训，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筹办定期杂志《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以期作为《新莱茵报》的延续，弥补党刊的空缺。为了阐明宗旨、扩大影响、吸引订户，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出版启示》。恩格斯为杂志起草了《〈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盈利和发行量的估价单》，计划每期发行2000份，并精确地估算了发行费用。此外，马克思恩格斯还与杂志的出版人一道撰写了杂志的《招股启示》，期望筹集500英镑的资金。为了筹措资本，马克思卖掉了《新莱茵报》的印刷设备。杂志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也因此受到普鲁士当局的迫害，虽然只出版了6期（5—6期为合刊），但是完成了总结欧洲革命的历史任务，发行量一度达到2500份。

1865年，国际工人协会中央委员会将原属不列颠矿工联合会的报纸改组为新的机关报《工人辩护士报》，总委员会为此成立“工业报纸有限公司”，马克思担任公司理事会的理事，参与审议《工业报纸有限公司募股启示》及《告大不列颠和爱尔兰工人书》。《募股启示》规定募集资本总数1000英镑，分成1000股，每股价值1英镑，每认1股预付2先令6便士，而后分期付清，这种方式照顾到工人群众的实际财力。为了主导董事会，中央委员会抢先认购了近五分之一的股份。但是后来，由于中央委员会的股金难以按时交上，报纸所有权转移至资产阶级改良分子手中，报纸易名为《共和国报》，蜕变为工联派的机关报。

虽然这一系列报刊在募集股份时皆遭遇了困难，却体现出马克思恩格斯按照市场经济模式经营党报的一贯思想。早期工人报刊往往采取依靠捐款、免费送报的方式，结果难以为继，比如19世纪40年代，美国海尔曼·克利盖的《人民代言者报》免费发行，结果欠下大笔债务，报纸也被迫停刊。恩格斯评论克利盖说：“他以无比宽广的胸怀经营财务，《代言者报》是赠送的，不是出售的，资金来源于自愿的捐赠，总之，他们是想重演《使徒行传》的第三至第六章，同时也不乏亚拿尼亚和撒非喇，结果弄得满身是债。”^[2]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党的报刊不应该依靠党的拨款，也不应该免费发行，党报党刊既负载着政治使命，同时也具有商品生产属性，在当时的条件下，不妨采取企业运营模式，只是要确保报社成为“党的企业”。(www.xing528.com)

1869年，时任国际工人协会通讯书记的马克思和国际工人协会的中央委员恩格斯，大力协助德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创建。党的成立大会上，奥古斯特·倍倍尔宣布：“未来的党报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的财产，而是党的财产，由党来决定它的权利。”^[3]社会民主工党成立以后，由党出资创办了《人民国家报》作为机关报，作为党产的莱比锡印刷厂也在不久后成立。秉承这一精神，1871年新《社会民主党人报》出版，将该报纳入全德工人联合会的“党产范畴”。1875年两党合并为新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党章确认中央机关报属于党的产业，奠定了此后德国党的报刊企业性经营的体系。在恩格斯逝世前夕，中央机关报《前进报》已经能够每年为党提供5万马克的利润^[4]。

1894年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工人报》预备改组为日报，为了筹措经费，在伦敦专门成立了一个由党外人士组成的银团，贷款总额5000佛罗伦，恩格斯亲自为该报草拟了《创办〈工人报日报〉的借款条件》，到1895年，《工人报》取得了成功，恩格斯评价说：“关于报纸的情况使我们很高兴。政治上的成功是主要的，财政的收获会随之而来，而且容易得多、迅速得多，只要前者有保证的话。”^[5]

毋庸讳言，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行政组织较为松散、环境压力非常巨大、财政资金极为匮乏，党报党刊的经营模式是在特定历史时期的选择，也在不断试错中渐趋完善。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未明确提及“报刊的经济效益”，但在他们的党报党刊经营思想中，时时有对经济收益的关注。主要包括如下要点：第一，党报党刊经济上的目标是自给自足；第二，采取企业化管理，通过招股等手段获得初始资金，通过刊登广告弥补经费之不足；第三，提高办报质量，以政治上的成功促进发行量的增长，以达到良性循环；第四，经营与编辑两分开，保障编辑部在政治上的独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