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崛起：扩展舆论传播的时空

互联网带来了强大外部效应，改写了原先政治权力结构与传播权力结构之间的微妙平衡。与传统媒体相比，互联网对中国的影响无论是在速度上还是在深广度上，都是空前的。

其一，新媒体赋权，使得曾经那些远在传播权力之外的“沉默的大多数”迅速成为“新意见阶层”，网民已成为舆论监督的主体；在舆论引导中，网民有时“反客为主”，从引导对象成为引导主体。在媒体环境中，舆论的生成、演化受制于媒体技术、制度以及运作机制。在新媒体兴起之前，组织化的媒体对舆论表达以及运行构成很大的限制。在组织化媒体中，舆论失控的可能性较小。舆论在媒体的河床上流动，决堤失控的可能性较小。新媒体的出现，使得媒体高度社会化了。媒体与一个个原子化的社会个体结合起来，使得原先“沉默的大多数”被新媒体激活了。活跃的表达个体一旦遭遇切中时弊的公共话题，就会从不同方向汇聚起来，形成集体围观，聚合成为人头攒动的舆论场。在网络舆论场上，网民可以爆料、揭黑，将原先都是由媒体人承担的监督任务，大面积转移到网上。一时间，网络空间成了舆论监督的主战场，以往被引导的对象则成为引导者与围观者。在重庆“钉子户”事件、雷政富艳照门事件、“表叔”事件、“房叔”事件、“华南虎”事件等一系列网络事件中，网民成了舆论监督的主力。

其二，互联网的崛起，拓展了传统媒体的舆论监督视野，丰富了传统媒体的监督手段。有了互联网，传统媒体人做舆论监督，可以在网上搜集消息来源，扩大了舆论监督的活动半径。媒体人可以在网络集结，形成团队式合作，尤其在跨地域合作方面，显示了显著优势。此外，传统媒体人在自身工作之外，也多了一些非常规“作业”渠道。(www.xing528.com)

其三，新媒体具有先天性的技术活性，具有打破信息禁锢、表达控制的解放能量。但是，网络舆论监督也存在一定的问题。集体行动的逻辑正是由无数充满不确定性的个体意见累积而成的，群体心理的非理性会造成始料未及的变数和风险，也不排除有人恶意为之，借监督之名谋私利、泄私愤。此外，网络舆论监督行为如果缺乏规范，会走偏。网络“揭黑”，可以作为舆论监督的补充，当然前提是要健全媒体的舆论监督功能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