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宣传的党性原则导向

列宁指出：“严格的党性是阶级斗争高度发展的伴随现象和产物。反过来说，为了进行公开而广泛的阶级斗争，必须发展严格的党性。”^[1]

党性学说是列宁时代的产物，是20世纪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基本没有使用过“党性”的概念，但使用“党报”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时代，报刊作为无产阶级运动的必要条件，被置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无产阶级要获得革命合法性，为了增强革命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需要将报刊作为党组织的“思想中心”。马克思、恩格斯强调报刊的首要任务是：教育和团结自己的队伍的成员和同盟者，揭露和抨击敌对阶级。而且，党报肩负三大使命。一是阐述党的政治纲领。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党的报刊作为党的武器和阵地，其首要使命是阐述党的政治纲领，高举党的旗帜。党报编辑部要自觉接受和服从党的领导。二是监督党的领导。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监督党的领导，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是党的报刊的又一个使命。三是用科学原理武装工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不仅具有鲜明的党性，而且公开亮出自己的党性，声明新闻传播中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的思想意志、政治要求和组织原则。这是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区别于其他阶级的新闻事业的显著标志。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指出，无产阶级就新闻宣传的党性，要求无产阶级政党所主办或领导的新闻媒介，在新闻传播中必须贯彻和体现本阶级的意志和利益^[2]。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无产阶级政党就把党报看成工人政党存在的标志。他们认为，党报是政党的旗帜、武器和阵地。他们要求全党同志珍爱党报这个武器，坚守这个阵地，同时又指出，党报不是向党提供牛奶的奶牛，党报不是领袖们谋私的工具。党报既要接受党的领导，又享有形式上的独立性。党报在纲领和既定策略的范围内可以自由地反对党的某些具体措施，并在不违反党的道德准则的范围内自由批评纲领和策略。

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运用于俄国革命实践，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通过对报刊在建党、夺权和建设社会主义三个历史阶段的地位与作用的探索，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把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的马克思主义新闻学提升到新的发展水平。列宁深化、完善了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党报的党性是列宁党报思想的核心概念。与党性对立的概念是非党的“小组习气”和派别性。列宁创办《火星报》的缘由之一，便是要使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成员克服小组习气，能够组织成为一个真正的党。俄国的机关报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俄国党在特殊环境中党性意识的提升。党性，即党的观念或意识，而不是几个人的小组意识。当党宣布成立，原来属于各个活动小组的成员便成为党员，如果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党的党员，个人的行为和言论遵从于党的纲领和党章，那么可以说这个人是有党性的，如果还是习惯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小组活动或个人的活动，在党已经存在的情况下，便可以说这个人不具有党性^[3]。列宁在《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一文中指出，“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应当提出党的出版物的原则，发展这个原则，而且尽可能以完备和完整的形式实现这个原则”。这里党的出版物的原则是指：“对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且根本不能是与无产阶级总的事业无关的个人事业。”“写作事业应当成为整个无产阶级事业的一部分，成为由整个无产阶级的整个觉悟的先锋队所开动的一部巨大的社会民主主义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写作事业应当成为社会民主党有组织的、有计划的、统一的党的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列宁看来，写作不是全然游离于党的组织领导的自由职业，而是无产阶级整个事业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列宁还指出，党报是作为党的一个“组织细胞”而存在和活动的，报纸应当成为党组织的机关报，写作者一定要参加到党组织中去。十月革命胜利后，在列宁的领导下，党的第八、九、十二次代表大会分别通过了关于报刊工作的重要决议。其中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决议指出，报刊是党进行宣传、鼓动和组织工作的强大工具，是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手段。为此，党报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工作，党应该向党报和苏维埃报社编辑部增派党的最有经验的干部。列宁强调新闻事业的党性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思想的升华，同时也是继续苏俄革命和建设实践的需要。将新闻事业纳入无产阶级政党组织视野，充分发挥其在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的导引作用，是无产阶级政党掌控意识形态领导权和思想宣传话语权的必要前提。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进入中国，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社会主义建设以及改革开放的思想罗盘。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几代领导人的不懈努力，将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紧密结合，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中国化，形成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理论体系。(www.xing528.com)

毛泽东的党报思想具有深厚的中国语境。在毛泽东早年的革命实践中，他始终重视“笔杆子”工作。延安时期，毛泽东新闻宣传思想进一步升华，并在宣传实践中得到更加到位的落实。其中，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及《解放日报》改版最具有代表性。1942年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社论旗帜鲜明地亮出党报宗旨：“什么是党报？一提起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必然会想起‘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列宁）、‘报纸是我们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斯大林）这一类名言。但是试问报纸到底如何才能成为集体宣传者集体鼓动者集体组织者呢？究竟怎样才能成为党手中最锐利和最有力的武器呢？那么，必须：第一，贯彻着坚强的党性。……第二，密切地与群众联系，反映他们身受的苦难和惨痛，宣达他们的意见和呼声。……第三，洋溢着战斗性。”“在检讨我们过去的工作之后，我们认为需要使我们的工作有一个彻底的改革。改革的目的，就是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要达到这个目的主要的环节，就是要使我们整个篇幅贯彻党的路线，反映群众情况，加强思想斗争，帮助全党工作的改进。这样来贯彻我们报纸的党性、群众性、战斗性和组织性！”^[4]1942年10月28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的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提出：“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拿《解放日报》所发表的关于如何使报纸增强党性的许多文件去教育我们的宣传人员，克服宣传人员中闹独立性的错误倾向。”^[5]在革命时代，作为革命党，共产党需要将报刊媒体打造成锐利的武器，目的是为革命服务，捍卫革命合法性，赢得政权。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党和媒体的关系逻辑基本未变。执政党一如既往，强调媒体必须体现党的意志，贯彻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媒体不仅成为党的喉舌，同时也是社会的组织者。1959年，毛泽东提出了“政治家办报”的概念，这是新闻的党性原则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又一表现。毛泽东所强调的“政治家办报”是与“书生办报”相对的。提出媒体负责人应该“多谋善断”，具有高超的媒体驾驭能力。

邓小平的新闻宣传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改革开放语境下的产物。邓小平的新闻宣传思想，是时代的产物，即是中国从“非常态”时代转向“常态”时代的产物。邓小平的贡献之一就是将人民和媒体该有的权利返还给他们。这权利包括表达的权利和监督的权利。媒体作为连接执政党和人民的纽带，其功能在“文革”期间遭到严重扭曲，致使媒体与人民的亲和性被阻断，造成党的新闻宣传事业陷入被动。通过改革，邓小平让走失的人民性重新回归到党性原则，从而让人民性和党性一致起来。1983年10月12日，邓小平在《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的讲话中指出：“所有共产党员都要增强党性，遵守党的章程和纪律。”他批评“把民主同党的领导对立起来，在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上提出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说法”^[6]。邓小平新闻传播思想充满辩证智慧：一方面，他强调思想解放，突破形形色色的禁区，还权利于媒体；另一方面，他时刻防范思想解放与舆论开放带来的风险，把控解放与开放的节奏和节点。比如，强调传媒的党性原则，注重传媒的社会效益，要求传媒为改革保驾护航，为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这些要求，意在为媒体改革划定底线。

如今，面对全面对外开放的舆论环境，如何坚持新闻宣传工作的党性原则，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对此作了如是诠释：坚持党性，核心就是坚持正确政治方向，站稳政治立场，坚定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坚定宣传中央重大工作部署，坚定宣传中央关于形势的重大分析判断，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维护中央权威。要求所有宣传思想部门和单位，所有宣传思想战线上的党员、干部都要旗帜鲜明坚持党性原则。他还要求：各级党委要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对宣传思想领域重大问题的分析研判和重大战略性任务的统筹指导，不断提高领导宣传思想工作能力和水平。要树立大宣传的工作理念，动员各条战线各个部门一起来做，把宣传思想工作同各个领域的行政管理、行业管理、社会管理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在全面对外开放条件下，考验执政党的媒体执政能力，考验执政党的媒体执政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