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丰富的新闻工作实践经验,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新闻观形成的又一个重要条件。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无愧于“报刊活动家”称号的,他们一生都没有离开过报刊工作。恩格斯在马克思的葬礼上说:“斗争是他得心应手的事情。而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最早的《莱茵报》(1842年),巴黎的《前进报》(1844年),《德意志—布鲁塞尔报》(1847年),《新莱茵报》(1848—1849年),《纽约每日论坛报》(1852—1861年)……”[9]直至马克思逝世前夕,他还关注着祖国的党报《社会民主党人报》。
恩格斯的名字也是同一连串报刊紧紧连在一起的。他是《新莱茵报》《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编辑,是《德意志电讯》《知识界晨报》等报刊的撰稿人,是《莱茵报》《北极星报》的通讯员,是《德意志—布鲁塞尔报》《雅典娜神殿》等报刊的记者,是《派尔—麦尔新闻》《军事总汇报》等报刊的专栏作家,是世界各国社会主义报刊和党报的指导者。直到逝世前几天,他还询问奥地利《工人报》的出版情况。恩格斯在勤勤恳恳的“笔头工作”中度过了光辉的一生。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办、主编4种报刊,协助创办、参与编辑5种报刊,指导编辑方针和日常编务的报刊达10种。此外,他们还为60余种报刊撰稿、提供科学论文和文件,还有更多的报刊发表过他们的声明,转载过他们的文章。我们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统计,他们共写了1700篇(部)文章(著作),其中政论、通讯和消息约750篇,占总数的45%,论战性文章262篇,占总数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收入他们写的信件4000余件,这些信件中不少是谈论报刊工作和评论报刊文章的。从他们踏上新闻工作岗位直至逝世的半个世纪里,无论工作怎样繁忙,斗争怎样尖锐,生活怎样困苦,几乎每天都在写作、耕耘。
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可能在安定舒适、没有干扰和充分自由的社会环境从事报刊活动。他们面对专横凶恶的普鲁士政府和背信弃义的资产阶级政客,面对卑鄙无耻又凭借政权无恶不作的资产阶级报刊,特别是面对“真正的社会主义”、蒲鲁东、巴枯宁、拉萨尔和工联主义等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派别,在备受诽谤谩骂、传讯驱逐、四处流亡和内外攻击的环境中,在书报检查的刀斧和极其苛刻的出版条件下,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不屈不挠的坚毅精神和机动灵活的斗争策略,同普鲁士政府对抗,与资产阶级周旋,和资产阶级报刊较量,与机会主义分子交锋,坚持原则,决不妥协,坚持办报,决不停笔,以卓越的工作,扶持和指导无产阶级报刊不断成长和壮大。在这种艰巨而有效的斗争中,使他们自己的新闻观不断得以坚持和拓展。
列宁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之后,世界无产阶级又一位报刊活动大师。在各个时期的职业调查和登记表上,列宁填写自己的职业常为“著作家”“新闻记者”“政论家”。十月革命以后,第一次全俄新闻工作者代表大会选他为名誉主席。以后,按照传统的做法,每年苏联新闻工作者协会颁发的第一号记者证永远归属列宁。
列宁一生都没有脱离新闻工作。他说,他想得最多的是为工人写作,他最关注和最乐于从事的是报刊工作。他创办和编辑的报刊多达30多家。《火星报》、《前进报》、《无产者报》、《新生活报》、《真理报》、《社会民主党人报》、《曙光》杂志、《启蒙》杂志等都是列宁亲自创办或长期发表文章的主要报刊。据统计,《火星报》发表了列宁大约60篇文章,《前进报》和《无产者报》刊登了200多篇,《新生活报》《浪潮报》等报纸一共发表约140篇,《社会民主党人报》发表70多篇,1912—1914年间在《真理报》上发表280篇,1917年3—11月《真理报》又发表列宁213篇文章。
列宁不仅是党和苏维埃报刊最热心、最积极的撰稿人,他还是一系列党和苏维埃报刊的创办人和编辑。即便是在十月革命胜利、列宁成为党的领袖和国家元首以后,他日理万机,极少休息,仍领导了《贫农报》和《经济生活报》的创办和出版。他通过谈话、电话、电报、便条、信件以及自己的夫人和秘书,对这些报纸的日常宣传进行指导,为它们撰写文章和推荐文稿,并号召所有党和政府的干部,为这些报刊撰写稿件和提供各种情况与文件。
列宁还同一切反党的、反人民的、孟什维克的和社会革命党人的、资产阶级的报刊,进行不可调和的斗争。这些揭露和批判,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资产阶级报刊、出版自由和党的报刊的观点。
列宁不同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地方,在于他不仅领导俄国工人阶级取得了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能够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无产阶级专政的新世界里出版真正属于人民的报刊,发挥报刊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巨大的社会作用。列宁还有机会对当时的新媒体——广播传播进行最初的观察与论述,对第三国际各国的无产阶级报刊实施直接的指导。列宁不仅对所有这些新型的媒体——新世界的报刊、最初的广播和第三国际的新闻政策进行总结和分析,还运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对这些新闻传媒、新闻宣传的经验与问题进行深刻的理论探索。这令列宁在新的传播视野、新的理论高度上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大大地向前推进了。
同列宁相似,毛泽东从早期研读报刊开始,到后来成为卓越的报刊活动家,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发表了大量的报刊工作论著。
早在少年时代,毛泽东就迷恋于阅读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报刊,其中受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影响颇深,作文尽习梁启超的文体。他的老师说,毛泽东的文章尽是“报馆味”。可见,梁启超主张的报刊思想,以及他所倡导的“纵笔所至,略不检束”“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为特点的报章文体,对毛泽东的影响多么深刻。
不久,毛泽东又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报刊活动所吸引,使他进一步体验到报刊巨大的社会功能。毛泽东指出,报刊不仅是人人要看的东西,是“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的好办法,而且是洗涤国民之旧思想、开发国民之新思想最好的工具。在新文化运动的召唤下,他弃康梁、迎新潮,开始以报刊为武器从事唤醒国民、鼓吹新思想的斗争。
毛泽东于1919年创办《湘江评论》并自任主笔,继而接编《新湖南》。该刊被封后,又在长沙《大公报》上发表文章。在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他再赴北京,以新民学会代表身份组织平民通讯社,身任社长,竟日编印,还在驱张刊物《天问》上撰文。建党初期,毛泽东先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校刊《新时代》,为党的刊物《向导》撰稿,继而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代理宣传部长身份担任《政治周报》主编。后来,在《红色中华》《斗争》《红星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共产党人》《中国工人》《八路军军政杂志》《解放日报》等报刊的创办和出版,为它们撰写发刊词,拟定出版方针,指导新华社(及当时新华社下属的广播电台)的日常编辑和播发新闻的工作。
据不完全统计,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新闻与宣传工作所发表的论述、指示、谈话,仅收入《毛泽东选集》1—4卷的,就有120多篇。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他为新华社撰写和修改的新闻稿与评论文章,超过200篇,其中以新华社社论、评论形式收入《毛泽东选集》3、4两卷的共18篇。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继续以许多精力指导报纸、通讯社、电台和电视台工作,仅收入《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的有关新闻工作的论述,就有20余篇。他本人在日理万机之际,还常常撰写新闻稿件和评论,同时还为新闻传媒修改和审定了大量重要的新闻文稿。(www.xing528.com)
比马、恩、列、斯幸运,毛泽东1918年和1949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曾经参加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系统地学习徐宝璜主讲的新闻学基本理论和邵飘萍主讲的新闻采编业务知识,这使他得以有机会全面了解新闻学的理论与实务,日后在同党的新闻实践的比较和研究中逐渐形成自己的新闻观。
毛泽东的一生都以极大的兴趣和精力投身新闻工作,长期积累起来的新闻工作经验,为他自己新闻观的形成、推动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作为毛泽东的战友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和周恩来也在自己分管新闻工作的范围内,对党和政府领导的新闻传媒的性质、特点、方法等提出了一些卓越的见解,补充和丰富了毛泽东新闻观。这些理论成果,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并决定改革开放方针后,邓小平及之后的几届领导人高度重视新闻舆论工作,就新闻舆论工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对新闻、宣传、舆论传播规律有许多新的马克思主义的阐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新形势下党和国家新闻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其中关于新闻宣传舆论方面和新兴媒体新特点、新功能方面的论述,有新意、有创见,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闻传播新技术语境下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新发展。
以上三个方面,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政治背景,文化教育和家庭教育影响,长期新闻传播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形成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不可缺少的时代条件和物质基础。我们在学习和把握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之前,对这些背景与条件,应该有一个全面和深刻的了解分析。
【注释】
[1]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版,第7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1版,第19页。
[3]中共中央编译局:《我景仰的人》,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22—23页。
[4]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694、698页。
[5]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1427—1428页。
[6]《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版,第284—285、284页。
[7]中共中央编译局:《摩尔和将军》,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版,第146页。
[8]格姆科夫等:《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78年第1版,第24—25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59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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