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与发展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奠基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走上报刊工作岗位，提出新闻观点的时候，正是德国社会“新时期降生和过渡的时代”^[1]。封建经济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勃兴，专制制度的腐朽和资产阶级反抗活动的加剧，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新的关于新闻与报刊的观点，提供了极为有利的经济、政治条件以及充分的社会文化基础。

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政治运动。面对日益剧烈的社会动荡和不断高涨的反抗运动，他们曾以异常兴奋和激动的笔触写道：“德国在最近几年里经历了一次空前的变革。从施特劳斯开始的黑格尔体系的解体过程变成了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在普遍的混乱中，一些强大的国家产生了，但是立刻又消逝了，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是马上又因为出现了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这是一次革命，法国革命同它比较起来只不过是儿戏；这是一次世界斗争，在它面前狄亚多希的斗争简直微不足道。在瞬息间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在1842年至1845年这三年中间，在德国所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要彻底得多。”^[2]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极大的热情投身社会运动和理论斗争的急流。他们争鸣、论战、探索、写作，社会运动和报刊实践成为他们寻求真理、锤炼思想、磨砺斗志和清算旧意识的学校。在多年丰富的社会实践中，渐次深化地提出并最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最初的新闻观随着斗争的深入和世界观的转变而不断发展。《共产党宣言》的出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而第一国际的成立，又标志着他们的新闻观由民主报刊思想、工人报刊思想而进入无产阶级党报思想的新阶段。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世界公民，他们出生于德国，但一生走过欧洲许多国家，长期在英国生活和工作。资本主义制度最早产生与发展的英国及其首都伦敦，不仅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较为开放的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的生活环境，而且作为当时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中心，也为他们提供了较为自由的从事科学研究的条件。他们共同的朋友和战友威廉·李卜克内西对此写道：“在伦敦，在这个首要的大都市，全世界的中心，世界商业的中心，在这个世界的瞭望塔上马克思可以找到完成他的著作正在搜集和需要的基本素材。从这里可以纵观整个世界的商业、世界的政治和经济动态，这在地球上任何别的地方是办不到的。”^[3]

列宁的一生经历了两个时代，生活在两个世纪的交错点上。他经历过沙皇专制制度下的黑暗生活，又领导俄国人民迎来了社会主义的新曙光。19世纪中期之后，废除了农奴制的沙皇俄国在原先落后的经济政治基础上，资本主义生产力有了较快的发展。俄国工人阶级在经济、政治双重压迫下，罢工斗争此起彼伏。在工人运动推动下，一批民粹主义者转变立场，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列宁通过参加马克思主义小组活动，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的著作，参加农村考察和调查工人生活状况，从较高的起点上，以办工人报刊开始，走上党的报刊工作岗位。他在同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派别的斗争中，提出党的报刊工作的党性原则。列宁先是率领全党克服经济派的影响，确立以开展政治斗争、夺取政权和实现无产阶级专政为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的政治目标。他接着又克服地方主义和小团体派别的阻力，以建立和建设全国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为组织目标。这其中，列宁明确地提出，以创办全国性政治报刊为建党的纲领和核心，把党的报刊的创办和坚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提到极高的地位，极大地深化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党的机关报的思想。在七年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列宁又提出党和苏维埃报刊是经济建设工具等新的观点。建设时期的列宁的新闻观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没能经历过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人不可能思考和论述的。列宁提出，在从破坏旧社会向建设新社会的伟大过渡中，政治还是要谈的，一个阶级如果不从政治上处理问题，就不能维护它的统治，因而也就不能解决它的生产任务。但是，我们当前要谈的政治，党和苏维埃报刊要谈的政治，要花篇幅讨论的政治，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治、国家建设的政治以及有的时候不得不分出精力来加以讨论的党内斗争的政治，工会斗争的政治。至于那些大家都很了解、常见的、众所周知的、群众已很熟悉的政治，列宁认为谈论这些是需要的，指出这方面的每一件新事实也是必要的，但占的篇幅不要太多，不要重复，只需用几行字就够了。因为这种政治已经完全明朗化了，可以谈得十分简短。这些思想和见解，为近百年来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无数实践所证实，是非常英明、十分宝贵的。在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下，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奠定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

中国共产党是继苏联共产党之后，在世界的东方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发展作出伟大贡献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新闻传播实践九十余年中，在许多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推向新的发展。党的领导集体的卓越代表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在长期的领导新闻工作与自己从事新闻传播活动的实践中，都为此作出了贡献。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毛泽东同志。(www.xing528.com)

毛泽东新闻观的形成与发展，同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基础是不可分的。出于对1949年以前中国社会经济和政治状态的全面分析，毛泽东指出，包括新闻观念在内的中国文化，在当时含有多种成分。他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当时的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还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还有新文化，即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对于这种新文化，毛泽东分析说：“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的一部分。”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毛泽东得出这样的结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的。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4]

毛泽东的这一分析，清楚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和他本人的新闻观得以产生的当时中国的社会经济与政治条件。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的经济、政治状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毛泽东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城市中其他的工作，例如党的组织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工会的工作、其他各种民众团体的工作、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肃反工作、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的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5]根据中国变化了的经济和政治环境，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观和毛泽东的新闻观又有了新的发展和新的内容。

同样，邓小平等人的新闻观，以及党中央对于新闻工作的主要观点，也都同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大局以及同当时的政治经济因素相关，成为邓小平等人新闻观形成发展的条件和动因。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一系列新闻观的提出，更是同“中国梦”宏观构想的提出，同依法治国、依法执政方针的强化，同发展“一路一带”经济新格局的确立紧密相关。

以上的简要分析表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是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格局和发展水平的产物。学习和领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应该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状况有全面的了解和正确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