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导边境邻国和谐共处：优化方法

独立自主是中国需要坚守的外交原则，这考验中国的博弈和沟通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亚投行精干、廉洁、绿色的核心理念反映了这一努力。在搭建新国际规则时，中国要承担起大国责任，发挥领导性作用，为“一带一路”沿线提供国际公共品。不必讳言，领导与责任密切相关，这也是中国承担国际责任的要求。同时，中国还要保持警惕，以免美国及其盟友以高标准和透明度为借口对亚投行“掺沙子”。为了避免域外大国负面干涉的风险，建设亚投行的制度不宜过分求大和求广，或者刻意迎合某些国家。为此，中国应该通过自身的实际行动推动制度建设，向国际社会展示亚投行的公开性、透明性和包容性，释怀亚洲国家的疑虑。祁怀高（2015）认为对中国而言，创设国际制度面临的困难和风险在所难免，这既不能夸大，也不能贬低。在建设“一带一路”的过程中，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应引导成员，特别是边境接壤国家和睦共处，为“五通”建设创造稳定的发展环境。

中国最重要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是俄罗斯，其既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节点，也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必经之路，因此俄罗斯是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最为关键的一环。中国和俄罗斯作为新兴经济体常年被排斥在西方发达经济圈之外，受到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打压，因此有更强烈的动机在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乃至丝路基金等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框架下开展合作。中国和俄罗斯在经济上的互补性极强，俄罗斯有中国经济发展所需的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贮藏，而中国较为完整的工业品和生活品生产链，特别是强大的制造业生产能力可以支持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基于此，我们应在中俄高层交往的引领下扩大两国利益融合，深化经贸交流水平。“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的发展必须要和俄罗斯推动的欧亚经济联盟相互对接，这能促使俄罗斯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参与方和推动者，促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中俄两国为引擎带动中亚各国积极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另外，在加强中俄关系的同时，两国应注意强调合作的经贸属性，避免传递结盟对抗西方的信号以免遭受不必要的战略压力。

印度和中国同属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但经济发展存在明显的基础设施短板，互联互通需求极大，近年来其邻国第一政策、东进政策、西联政策和连接中亚政策进展很大。然而，印度普遍担忧中国凭借“一带一路”倡议挤占印度的地缘政治空间（林民旺，2019），至今也未表态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甚至与域外大国美日澳联手对冲中国的“一带一路”建设⁽²⁾。但是，印度也并未公开反对“一带一路”倡议，迄今为止印度得到了亚投行四分之一的承诺提供资金⁽³⁾，是亚投行成立后最大的受益国。2014年5月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印度与周边国家的一系列互联互通建设合作说明中印之间存在基础设施建设的共同利益，有潜力达成实质性合作。“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孟中印缅走廊由于缺少印度的公开支持而进展缓慢，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可以先行沟通中缅孟三国，在中缅经济走廊的基础上联通孟加拉国，在走廊建设逐渐成熟的基础上再和印度沟通将其东北邦开放融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印度政府对于互联互通建设更看重其对于国内经济建设的促进价值，因此更关注中国在经济特区建设和工业园区设置上的经验，为此中印可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在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的框架内达成合作。(www.xing528.com)

“一带一路”沿线许多国家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至今依旧遗留了大量的领土、领海、岛屿乃至海洋权益的争议，这不利于边境接壤国家和睦相处，进而开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建设合作。沿线各国应本着互利互惠原则，基于共同利益将彼此的发展战略对接，这也是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所必须要着重注意之处。基础设施建设是一个长期性的过程，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不能过于追求速度、大面积铺开，而应该因地制宜分国施策，将每一个所支持的项目都打造成精品和典范，成熟后推广，逐渐和沿线成员达成共识。同时，在逐步推进“一带一路”的过程中还应该加强对外宣传，以消除沿线国家出于国家安全考虑的疑虑，并发挥机构资金在建设中的导向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