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行动领导者和跟随者的收益分析

各国基于本国利益和他国行为预期会形成不同的策略集合，进而在收益最大化原则的指引下确立各自在跨国集体行动实现过程中的角色与作用。李娟娟和樊丽明（2015）认为，现实的跨国集体行动实现路径分为发起和实现两个阶段，而这两个阶段分别对应两类主要角色，即领导者和跟随者。由于国家异质性的存在，某些国家将主动承担起倡导组织的成本促进集体行动的实现，在后一阶段则是其他相关国家依据自身条件选择跟随参与或不参与。亚投行成立这一跨国集体行动的实现机制是由异质性国家之间的动态博弈产生的。具体现实的实现结果和路径是：中国作为最大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主动充当领导者的角色，倡议、组织和协调整个亚投行的筹建工作，其他相关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选择跟随参与或不参与。本节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进行理论推导。

假定国家i的收入Y_i仅用于国际公共物品（Pub_i）和私人物品（Pri_i）的消费，则有：

Y_i=Pub_i+Pri_i　（2-5）

在这里私人物品指的是国家i参与跨国集体行动以外的建设投入，国际公共品的总供给量为Pub，为简化分析，假定跨国集体行动的参与国平均分配对国际公共品的供给，总供给量，国家i供给量Pub_i=g。

参考朱宪辰和李玉连（2007）设定的领导者与追随者效用函数，假定在国际公共品的跨国集体供给过程中参与国i的效用函数为：

u_i=u_i（Pub_i，Pri_i）=Pri_i+α_i×Pub_i+Pri_i×Pub_i　（2-6）

其中，参数α_i用以表征国家个体对于国际公共品的偏好差异，交互项Pri_i×Pub_i代表国际公共品和私人物品间存在的相互交织、难以分离的联系。该效用函数与国家收入Y_i相结合则有：

u_i=u_i（Pub_i，Y_i）=（Y_i-Pub_i）+α_i×Pub_i+（Y_i-Pub_i）×Pub_i　（2-7）

跨国集体行动通常分为发起阶段和参与阶段两个时期，即某国提出集体行动的倡议，其他国家接受倡议，参与行动。提出倡议的国家需要付出相应的组织成本，以支持国际信息交流与沟通、谈判与协商以及建立和维持正式组织等活动所需的各种费用，为各参与国达成集体行动的共识承担责任，故假设发起行动的领导者担负的组织成本为c。从长远角度来看，组织成本应小于国际公共品的生产成本，则有c<g。

在国家理性人追求收益最大化的假设下，一国是否愿意成为领导者组织行动的条件取决于其效用函数。假设领导者面向n个国家发起倡议，而该领导者并不确定有多少国家愿意接受倡议，成为集体行动的跟随者，则领导者的收益在不同数量跟随者情境下分别为：

有n国跟随参与时：（Y_i-g）+α_i×（n+1）×g+（Y_i-g）×（n+1）×g-c；

有n-1国跟随参与时：（Y_i-g）+α_i×（ng）+（Y_i-g）×（ng）-c；

……

没有国家跟随参与时：（Y_i-g）+α_i×g+（Y_i-g）×g-c。

领导者国家若不发起集体行动倡议则收益便是其收入Y_i，因此若该国无法确定是否会有国家响应其号召，那么选择组织的条件便为：

（Y_i-g）+α_i×g+（Y_i-g）×g-c>Y_i　（2-8）(www.xing528.com)

化简后得：，由此可知，当一个国家的收入Y_i和对国际公共品的偏好α_i越高，则该国越有激励成为跨国集体行动的领导者。

其他国家收到领导者国家发起行动的倡议后，也是通过比较自身参与和不参与行动的收益以决定是否响应。国家i参与集体行动在不同情境下的收益为：

所有国家都跟随参与行动：（Y_i-g）+α_i×（n+1）×g+（Y_i-g）×（n+1）×g；

有一个国家不跟随参与行动：（Y_i-g）+α_i×（ng）+（Y_i-g）×（ng）；

……

只有本国跟随参与行动：（Y_i-g）+α_i×（2g）+（Y_i-g）×（2g）；

所有国家都不跟随参与行动：Y_i+α_i×g+Y_i×g。

可见，由于国际公共品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当所有国家都不跟随参与行动时仍能享受到领导者国家提供的国际公共品，尽管这一供给水平是比较低的。而某一跟随者国家是否参与跨国集体行动供给国际公共品的基本条件是只有本国跟随参与行动的收益大于所有国家都不跟随参与行动的收益，即：

（Y_i-g）+α_i×（2g）+（Y_i-g）×（2g）>Y_i+α_i×g+Y_i×g　（2-9）

参与行动的各国提供的国际公共品数量g必然大于零，因而上式可化简为：

Y_i+α_i>2g+1　（2-10）

这说明当跨国集体行动跟随国的收入Y_i和对国际公共品的偏好α_i越高，参与行动所需要供给的国际公共品数量g越少，则该国越有可能跟随参与集体行动。当这一集体行动存在其他k个国家跟随参与时，国家i是否参与国际公共品供给行动的条件便拓展为：

Y_i+α_i>kg+1　（2-11）

可见，参与跨国集体行动的国家数量k越少，国家i越有激励参与行动，这和Olson（1965）得出的结论相同。然而，国际公共品的供给有赖于世界各国精诚协作，参与供给的国家越多，则国际公共品的供给量越大。因此，若要提高国际公共品的供给水平，一方面需要收入高、经济实力强的国家发挥大国担当，承担跨国集体行动的组织责任，在国际上沟通各国以取得行动共识；另一方面，也需要妥善建立适当的激励机制，对国际公共品的外部性进行限制，减少搭便车的现象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