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兴金融机构的开发性优化

全球化背景下新兴经济体不断崛起，占世界GDP的份额逐渐提高，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实力相对衰弱，但受制于以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为中心的传统多边机制改革滞后，国际经济秩序运行的话语权并未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同时，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普遍滞后，政府财政实力较弱，难以担负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制约了经济发展。因此，成立新兴开发性金融机构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并提高发展中国家在重塑国际经济秩序过程中的话语权很有必要。

在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增长停滞的背景下，亚洲的新兴经济体却表现出较为强劲的增长速度，不仅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世界新兴经济体的增长速度，亚洲的新兴经济体日益成为世界经济复苏的发动机，理应得到更多的话语权。同时，受东亚儒家文化圈影响，亚洲经济体民众普遍具有较强的储蓄意识，储蓄率常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具备筹集资金负担庞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费用的潜力（见表1-1）。

表1-1　亚洲新兴经济体与世界经济发展情况比较（%）

资料来源：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 Database，2017

亚洲新兴经济体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其国际话语权却并未得到相应的提升。世界银行和IMF是西方主导全球经济治理的两大机构，国际社会尤其是新兴经济体对两大机构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其治理效益的有效性，特别是信贷发放融资的苛刻性。IMF贷款的条件苛刻，致使其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救援活动中实际起到了相反的效果，且并未有效发挥其作为危机预警者和救援者的职能作用。在第五届G20峰会特别是金砖国家的推动下，2010年通过的IMF和世界银行治理改革方案包括未来大规模的增加融资、扩大特别提款权（SDR）的分配和使用、提升新兴市场国家投票权等实质性改革。然而，因为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不愿出让部分投票权，改革方案并未能满足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需求。在此背景下，新兴经济体意识到创新全球货币金融合作治理的重要性。最早设于泰国的“亚洲版IMF”《清迈倡议》便是亚洲经济体创新国际经济治理体系的尝试，其建立的宗旨是提升本区域防范风险和应对挑战的能力。自2000年5月东盟与中日韩签署了《清迈倡议》以来，《清迈倡议》的范围与条款得到不断地扩大与完善，《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⁴⁾于2014年7月17日通过修订并正式生效，增强了东亚地区对抗金融危机的能力。

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金融政策的变动往往导致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造成极大的负面效应。基于美元霸权，美联储俨然成为全球央行，其历次实施量化宽松或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均对全球各国，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形势和货币政策造成冲击，其间俄罗斯、印度和巴西等国都经历了严重的货币贬值以及随之而来的国内通胀。在全球金融形势动荡不安，世界经济屡现衰退迹象，发展中国家极需国际金融机构施援的形势下，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作为却乏善可陈。在此背景下，新兴市场国家唯有联合起来，建立一个非西方主导的符合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全新的国际金融机构，才能有助于推动传统的以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治理”向全球各类国家参与的“全球经济治理”转型。(www.xing528.com)

亚投行、金砖银行与相关国际金融安排的筹建，不仅体现了新兴大国的崛起态势，反映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诉求，也符合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现实需要。早在2011年3月，麦肯锡公司便指出，包括中国、印度以及东盟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仍然不足。其中印度由于投资不足和设施维护不力，在用电高峰时的电力缺口达到16%至20%；20世纪90年代，印度尼西亚的基础设施投资总额约占GDP的5%至6%，但在21世纪初以来的大部分年份中降到GDP的2%至3%。据估计，由于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所导致的能源、交通、住房、通信以及供水设施建设的滞后，使得亚洲新兴经济体GDP的增长率降低了3%至4%。

据亚洲开发银行2015年公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至2030年亚洲的基础设施项目将需要投入超过22万亿美元，大致相当于这15年间该地区国家GDP总量的5.5%，年平均资金需求量也超过1.5万亿美元；这些资金将用以弥补历史欠账和适应迅速增长的基础设施需求，其中的85%将投入能源和交通领域，以强化对整体经济的带动作用（表1-2）。IMF公布的研究报告认为，亚洲的新兴市场国家在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对远期的经济增长将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当前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如能占到GDP的1%，则远期的经济增长率将会由此提高2%至3%。因此，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成为亚洲新的经济增长点。由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贷款能力有限、限制较多，亚投行将为亚洲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提供更多的融资选择。

表1-2　2016年至2030年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需求

资料来源：亚洲开发银行网站，https://www.adb.or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