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的特征及形成原因分析

新常态是相对于“旧常态”而言的一种经济发展状态。所谓旧常态，是指一段时期增长速度偏高、经济偏热，但不可持续因素不断累积的经济运行状态。不可持续因素包括超级大国打压导致国际压力变大的严峻挑战、国内收入差距增大导致的社会矛盾增加以及经济增长带来的严重环境污染等，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前长期改革滞后形成的顽疾。中国领导人将这种不可持续因素累积导致的新矛盾和新挑战形容为“三期叠加”：前期刺激政策进入消化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置于全球宏观“长周期”视角中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全球劳动力市场重新整合和大规模扩张、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以及席卷全球的体制改革促使全球经济出现了长期稳定增长的趋势（李扬和张晓晶，2015），旧常态的辉煌恰是由于全球经济处于上行阶段，而旧常态的转折便预示着全球经济转向下行周期的开始，上升周期所带来的乐观情绪使人们忽略了以全球失衡加剧和杠杆率集聚攀升为主要表现的结构性矛盾积累。2007年次贷危机中各种类型的矛盾集中爆发后，全球经济由于缺乏新的增长点，便陷入了长期停滞的状态⁽³⁾。

关于新常态的特征，中国的学者和专家均从不同角度做出了深刻解析。吴敬琏（2015）认为，新常态的特点体现在经济增长速度和发展方式上，一是经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二是经济发展方式由规模速度型数量增长转向规模效益型集约增长。李稻葵（2014）认为新常态的主要特征并不是增长速度的一路下滑，而是新旧增长点的拉锯式交替、渐进式的经济结构调整、改革的艰难推进以及国际经济领域中中国要素的提升。巴曙松（2015）从四个角度来解读中国新常态：从长期增长来看，经济增长中枢将下移，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从短期波动来看，需求的各部分也在发生变化，强调个性化、多样化消费，新技术、新产品等投资不断上升以及大规模“走出去”战略的实施等使经济结构逐渐优化；从宏观调控政策来看，强调以改革来化解风险，促进转型；从政策基调来看，2015年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将保持宏观政策连续性和稳定性，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

中国的GDP规模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后，经济增长出现了不同于以往30年发展的特征，增长速度持续下降。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出现的新常态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宏观经济背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中国适应新常态，构筑全面对外开发新格局的重要举措，也是推动世界经济摆脱停滞，迈上发展新台阶的中国方案。

（1）国内旧常态增长模式难以为继

中国经济目前出现结构性减速的原因不外乎四点：第一是要素供给效率变化，最明显的是劳动力要素价格上升，使企业成本负担增大；第二是资源配置效率下降，市场竞争加大，投入产出比降低；第三是创新能力不足，缺乏高技术含量产品的生产能力，亟需供给侧改革；第四是资源环境约束增强，国家加强了污染监管，企业需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增加环保投入节能减排以保护环境。在这种新常态下遇到的新矛盾和新挑战包括产能过剩、债务风险增大、城镇化转型和金融乱象丛生等，都是过去旧常态增长模式下改革滞后累积形成的弊病。旧常态模式下的高增长是对技术进步重视不足、以投资为主导、以GDP为中心的粗放式增长。当前经济发展特征表明旧常态的增长模式难以持续，这必然促使经济转向新的增长模式并且实现与之对应的新常态。(www.xing528.com)

（2）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再平衡与发达经济体制造业回归

20世纪80年代至次贷危机前全球经济普遍表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可以谓之为稳定的“旧常态”，但上升周期所带来的乐观情绪使人们忽略了以全球失衡加剧和杠杆率急剧攀升为主要表现的结构性矛盾积累。次贷危机爆发后，随着发达经济体消费能力的大幅削弱，发展中国家面临外需疲软的现状，进而出现国内生产过剩的窘境。这同时也缓解了发展中国家高顺差、发达国家高逆差的贸易不平衡状态。

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为振兴经济，增加就业岗位，开始鼓励本土制造业回归。2016年底，美国特朗普总统就任后开展以增加就业、削减税负、贸易保护等为主要内容，以“美国优先”为原则的逆全球化新政，加速了制造业回归美国本土的速度，这对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造成了威胁和挑战。发展中国家亟需调整国内经济结构以应对发达国家制造业回归所留下的产业真空，并借此时机促成产业迭代升级，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为实现赶超积累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