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腾飞：1980年到1999年

统计数据表明，二十世纪最后二十年是中国书院研究的兴盛期。需要说明的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九十年代各自有一个从初期向中后期攀升的轨迹，在1986—1988年、1996—1998年形成两个高峰期，从某种程度上讲，这是由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创立1010周年、1020周年庆典，举行学术研讨会造成的集约效应，初期的低落可以看作中后期冲刺的准备，这是中国庆典式学术活动在书院研究领域的反映。

1981年，陈元晖、尹德新、王炳照《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38]、章柳泉《中国书院史话——宋元明清书院的演变及其内容》^[39]、张正藩《中国书院制度考》^[40]三本著作分别在上海、北京、台北出版，这预示着中国书院研究第二个高潮的到来。1985年这一年，全国发表书院论文60篇，首次超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任何一个十年的总和。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数据，从此，中国书院研究进入一个持续高涨期。之所以如此，与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不无关系。受其影响，文化史、教育史、思想史、学术史、社会史的学者皆涉足书院文化，使其研究进一步深化、细化、系统化，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书院研究至少有三个特点：

第一，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或组织，开辟学术园地，形成比较稳定的专业研究队伍。1982年3月，随着千年学府岳麓书院修复工作的进行，湖南大学成立岳麓书院研究室。1984年3月，该室扩大为岳麓书院文化研究所，下设书院、理学等研究室。同年6月，该所邀请各地三十多位学者召开全国首次书院学术座谈会^[41]。会后，江西教育学院书院史研究室也宣告成立。这是两个全国高校中成立最早也最著名的书院研究机构。1986年6月，湖南省书院研究会在岳麓书院成立。七年之后的1993年，江西省书院研究会成立于庐山白鹿洞书院。这是全国两个省级的书院研究学术团体。

最早的书院学术园地是《岳麓书院通讯》，创刊于1982年，1986年年底停办，共出11期。《白鹿洞书院通讯》创于1989年，1993年改名《白鹿洞书院学报》，1998年停刊，共出14期。1988、1989年湖南省书院研究会集结三次年会论文，出版两集《书院研究》^[42]。1997年岳麓书院刊印中、美、日、韩学者组成编委会的国际学术丛刊《中国书院》，至今已出版8辑，每辑35万～40万字。受其影响，白鹿洞书院和赣省书院研究会于2000年开始刊印《中国书院论坛》，已出版8辑，每辑30万字左右。除了以上专刊之外，一些综合刊物还开辟书院专栏，如《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设“岳麓书院与传统文化”，坚持至今，已经入选教育部全国高校学报首届13个社科“名栏工程”。其他经常不定期刊载书院研究文章的刊物就更多了，涉及教育、史学、哲学、政治、建筑、图书情报、文献、档案、文物等各学科，举不胜举。

举办学术活动，开展学术交流，是书院研究机构和组织推进学术事业的又一有力手段。常见的做法是定期召开年会，或开展重要的纪念性活动。如湘赣两省书院研究会就曾召开过十余次学术年会。1986年正值白鹿洞、岳麓两大书院创立1010周年大典，湘赣两省相关单位分别组织了盛大的学术讨论会，尤其是岳麓庆典有全国20个省市及美国、日本学者147人参加，收到论文139篇，除由湖南人民和湖南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文集外^[43]，《岳麓书院通讯》《湖南大学学报》亦各出一期专辑，有力地推动了全国书院研究工作的开展。1994年，东林书院召开东林党学术研讨会，纪念东林书院重建390周年，收到全国各地学者20篇论文。1995年，湖南书院研究会举办“湖湘文化与书院学术研讨会”。1996年岳麓书院1020周年庆典，邀请百余名学者举办“儒家教育理念与人类文明国际研讨会”，收到论文80余篇。1999年开始，岳麓书院和湖南电视台举办“千年学府学术讲座”，邀请杜维明、余秋雨、余光中、黄永玉、傅聪、张朝阳、许智宏、李学勤、金庸等名流登坛讲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和积极评价。同年，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以“中国文化的检讨与前瞻”为题，举办金禧纪念国际学术会议，有来自美国、加拿大、丹麦、韩国、澳大利亚及中国的29位学者发表论文。^[44]

上述这些机构与组织成为书院研究的中坚力量，而通过其学术活动，将分散于各地各学科的研究人员逐步团结到一起，从而形成了一支比较广泛而稳定的专门研究队伍，有利于书院研究向纵深领域发展。

第二，深化原有议题，开拓新的领域。书院作为读书人经营的文化教育组织，和宋元以来的教育、文化、学术、思想、政治，乃至军事、经济等密切相关，是当时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些年的研究注意到了这种联系，除了深化、拓展原有的教育、文化、学术、思想、宗教、图书馆、建筑等议题之外，还新辟自然科学、语言文字、军事、经济、出版等诸多新的领域。

原有课题的深化是多方面的。如宗教的议题，历来认为书院受佛道二教的影响，但却没有真正具体而充分的论证，只是泛泛而言。程舜英《佛教对中国教育和书院制度的影响》^[45]、刘国梁《道教对宋明时期书院教育的影响》^[46]、胡青《家族经济、道教与华林书院》^[47]，为弥补这一缺憾做了有益的尝试。与此相关联，由天主教、基督教等外国传教士而涉及教会书院，出现了邓洪波的《教会书院及其文化功效》^[48]、黄新宪的《教会书院演变的阶段性特征》^[49]等讨论教会书院的文章，由宗教议题转化深入，开拓出新的研究领域。又如书院与政治、学术的关系，过去注意的目标是理学、心学、宋学、汉学、伪学案与东林党等，随着改革开放的实施，学人开始关注社会大变革时代的清末书院，对其社会政治功用进行探究，涉及新学、西学、洋务自强、托古改制、变法维新的问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丁平一《论湖南书院对西学的融合与吸收》^[50]，徐启丹《近代吴地书院的新学化趋向》^[51]，徐静玉《近代江苏书院的新学化倾向》^[52]，李志军《格致书院与实学教育》^[53]，熊月之《格致书院与西学传播》^[54]、刘世龙《清末上海格致书院与早期改良思潮》^[55]，武占江、赵建强《味经书院与陕西的近代化》^[56]，等等，都是这方面有影响的论文。(www.xing528.com)

有关书院与自然科学是一个新的议题。一般认为，古代书院以研习儒家经学为务，在自然科学教育方面几无足观。但许康、劳汉生《书院的自然科学教育初探》^[57]，白莉民《论书院与自然科学教育》^[58]，史贵全《略论上海格致书院的科技教育》^[59]，张惠民《清末陕西的味经、崇实书院及其科技教育活动》^[60]、《味经、崇实书院及其在传播西方科技中的历史作用》^[61]却表明，宋代开始就有书院从事近代意义的自然科学教育，且历金、元、明、清九百余年代不乏院。到清末，正是这种教育使古老的书院经由“格致书院”而发展到新式学校。

书院与语言文字也是这一时期才开始关注的问题。邓洪波《清代的推广官话运动考析》^[62]、《正音书院与清代的官话运动》^[63]，讨论清代书院推广“普通话”（官话）的贡献；潘建《书院与湖南最初的外语教育事业》^[64]，则已推及外国语言文字。军事问题，由邓洪波《书院的军事教育与肄武书院》^[65]首开讨论。以上皆属书院的专科教育，《中国书院制度研究》辟有专章纪述，可以参阅。

经济独立与讲学自由，在1925年曾作为“书院的精神”被提出来过。但对以学田为主的书院经济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空白，到1985年邓洪波《岳麓书院学田简述》^[66]发表以后，才引起重视，目前已有近四十篇论文发表。高烽煜《历代书院若干经济问题述评》^[67]、李才栋《清代书院经济来源变化及其意义》^[68]是两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一书辟有专章对此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讨论。与此相关联的商人、商业资本与书院的问题，近年也引起了关注。

史有“书院本”的记载，但书院刻书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引起注意，在刘实《漫谈书院的教育与刻书》^[69]之后，刘佐之的研究值得重视^[70]，至今已有近三十篇文章讨论，《中国书院制度研究》也有专章论述，可资参考。一般认为，书院刻书是其教学与学术活动的需要，所刻为教学的基础教材、书院学术特点的著作、学生学习成果、书院历史资料等图书，既能反映书院的研究成果，又能丰富教学内容，有着活跃学术气氛、提高治学水平、扩大书院影响的作用。

第三，开始与外界展开学术交往。书院学术自由，讲究师生之间、不同地域与学派之间的切磋论辩，但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开始的书院研究却没有注意开展同域外学术界的联系，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东邻的韩国、日本差不多与中国同时开始对中国书院的研究，几十年来发表了很多论文，出版了一些专著，尤其是当我们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起，中断工作近三十年的时候，他们则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以至有人发出了书院在中国，书院研究在国外的警讯。国门开放之后，中外书院研究同仁有了交往。大久保英子《明清时代书院之研究》^[71]、丁淳睦《中国书院制度》^[72]等已为中国学人熟知。金相根先生的《韩国书院制度之研究》已被很多学术论文所引用，而金先生本人则在韩国著文介绍中国书院研究的成果。^[73]韩、日学者的有关论文也间常见于报刊。邓洪波的《朱熹与朝鲜的书院》^[74]，说明中国学人已注意到书院这一文化组织远输域外的现象。李弘祺在日本发表中国书院研究综述的文章，有利于学术信息的交流。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保定莲池书院等与日本同仁实现了互访交流。而随李弘祺Chu Hsi，Academies and the Tradition of Private Chiang-hsueh”（《朱熹、书院与私人讲学的传统》）的翻译与发表^[75]，我们对英语世界的中国书院研究也不再完全陌生。与此同时，1982年，对书院多有研究的张正藩从台湾返居江苏故里，在《岳麓书院通讯》发表了几篇旧作，江苏人民出版社也再版了他的《中国书院制度考略》。从此，久久隔绝的台湾地区学者之声也开始传于中国大陆书院研究者之中。所有这些都标志着书院研究已打破闭门造车之局，外界信息开始了有意义的输入。中国大陆与港台地区学者之间的切磋，中国与外国同行的交流，必将提升书院研究的整体水平。

第三阶段的研究以九百余篇论文、四十余部著作蔚为大观，标志性成果很多。分而言之，在基础的资料方面，有陈谷嘉、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史资料（全三册）》^[76]。是书二百一十余万字，取材于千余种地方志，近两百种书院志、课艺、日记、书目等书院文献，以及数百种正史、别史、类书、总集、文人别集等，并做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梳、标点整理，分书院的兴起、书院制度的确立、书院的推广与官学化、书院制度的再度辉煌、书院的普及、书院制度的近代化进程、书院制度的影响等七编，附有《四库全书》《四部丛刊》集部著作书院文献篇目索引。由赵所生、薛正兴主编的《中国历代书院志》^[77]，影印明清书院文献百余种，凡十六巨册，为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原始资料。邓洪波主编的《中国书院文化丛书》^[78]，分楹联、学规、章程、揽胜、诗词五册，一百一十余万字，是分主题整理书院文献的有益尝试。朱瑞熙、孙家骅主持标点整理的《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79]，开启了院别书院资料整理的先机。陈连生主编的《鹅湖书院志》^[80]则是新编书院志的第一部。孙家骅、李科友的《白鹿洞书院摩崖碑刻选集》^[81]，让我们的视野首次转向纸质文献之外。如此大规模的文献整理为书院研究的繁盛提供了坚实的资料基础。

在综合性研究方面，有三部标志性著作。李国钧、李才栋、王炳照的《中国书院史》^[82]，分五编二十二章三个附录，叙述书院从唐代至清代千余年的发展历程，介绍书院藏书、刻书、考试情况以及历代书院名录，计有一千一百九十余页。是书以十四章六成以上的篇幅讨论书院与宋元以来中国各主流思想学派的关系，独具匠心。对教育史研究而言，学派的引入使书院制度、教育流派可以上溯到渊源所自；对思想学术研究而言，书院的引入则使学术文化、思想流派可以下导于脉络所向，此所谓学派系于书院，正是学科交叉研究的魅力所在。季啸风主编、岳麓书院组织全国十余所高校学者完成的《中国书院辞典》^[83]，一百四十余万字，是中国第一部书院学工具书，集当年书院研究之大成，具有权威性。全书共收词3683条，其中书院1565条、人物1083条、文献598条、制度及其他437条，所附书院名录，收书院七千三百余所。陈谷嘉、邓洪波的《中国书院制度研究》^[84]，分类型、等级差异、职事类别、藏书及其管理制度、刻书事业、经费及其管理、书院的教育特点、考试制度、专科教育、走向世界的中国书院等十章。它是在完成《中国书院史资料》《中国书院辞典》的基础上撰写的，厚积而发，从制度入手，运用大量史料，意在构建有着多种层次级差，涉及学术、文化事业，与官学、私学鼎足而三，具有积累、研究、创造、传播文化功能的中国书院制度体系，人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精品之作，已被国内外学术界认同、采信。另外，白新良《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85]，大量采用地方志，统计成果远胜于当年的曹松叶，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引用。

在专题性研究方面，亦有不少佳作值得介绍。杨慎初、朱汉民、邓洪波的《岳麓书院史略》^[86]是院别史研究的开山之作，随后出版的杨布生《岳麓书院山长考》^[87]、杨金鑫《朱熹与岳麓书院》^[88]、陈谷嘉《岳麓书院名人传》^[89]，使我们对这一世所罕见的千年学府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李才栋《江西古代书院研究》^[90]，内容翔实，时有创获，是区域史研究的力作。1991年，朱汉民《岳麓书院与湖湘学派》^[91]、吴万居《宋代书院与宋代学术之关系》^[92]两书，分别在北京、台北出版，海峡两岸学者以不同的视角同时进入书院与学术问题的探讨。1992年，杨布生《中国书院与传统文化》^[93]及丁钢、刘琪《书院与中国文化》^[94]，同时将文化要素引入书院研究。王镇华《书院教育与建筑——台湾书院实例之研究》^[95]、林文龙《台湾的书院与科举》^[96]，则是台湾学者拓展研究领域的可贵尝试。凡此种种，皆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