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第二个阶段自1950年至1979年，共三十年。这个阶段，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学者基本不相往来，学术隔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基本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书院史研究受到不应有的冷落，到1966年，除各地《文史资料》刊登17篇书院资料之外，只发表了三篇论文。至1979年，《华南师院学报》第1期发表了杨荣春《中国古代书院的学风》，这是重新研究书院的工作。
第二个阶段自1950年至1979年，共三十年。这个阶段，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学者基本不相往来，学术隔绝。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国大陆基本照搬苏联的教育模式，书院史研究受到不应有的冷落，到1966年，除各地《文史资料》刊登17篇书院资料之外，只发表了三篇论文。“文化大革命”十年，则完全是一段空白期。至1979年，《华南师院学报》第1期发表了杨荣春《中国古代书院的学风》，这是重新研究书院的工作。这一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是周力成的《漫话东林书院》[28]。
这个阶段，当大陆的研究停滞不前时，台湾、香港学者则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分别发表16篇、11篇、15篇文章，并重刊盛朗西、刘伯骥两书[29]。所有这些努力，志在保有书院研究这一学术园地不致荒芜。最重要的成果是孙彦民的专著《宋代书院制度之研究》[30]，曾被港台及海内学者广泛引用。陈道生《中国书院教育新论》[31]、《书院建设之源流》，张胜彦《清代台湾书院制度初探（上、下）》[32]，王镇华《台湾的书院建筑（上、中、下）》[33]，何佑森《元代书院之地理分布》[34]，严耕望《唐人读书山林寺院之风尚——兼论书院制度起源》[35]，丁肇怡《书院制度及其精神》[36]，等等，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说明港台地区研究不仅仍沿袭了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大陆的传统，而且开拓了不少新的领域，而教育史学家王凤喈指导韩国留学生金相根完成硕士学位论文《韩国书院制度之研究》[37]，更将书院研究领域拓展至海外。这些皆成为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书院研究大发展的基础。(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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