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起承继，兴盛不已：1923—1949

九十年来的中国书院研究史，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自1923年至1949年，共27年。严格地说，把书院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遗产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进行研究，应从1923年4月青年毛泽东在《新时代》发表《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算起。他认为书院和学校“各有其可毁，也各有其可誉”，而不应该不加分析地“争毁书院，争誉学校”。书院应毁者是其“‘八股’等干禄之具”的僵死的内容，并不意味着其办学形式都应否定。学校之誉者则为“专用科学，或把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哲学和文学”，但亦不意味着它就没有瑕处。毛泽东具体总结了书院和学校办学的优劣，指出被废弃的书院不是全无是处，在办学形式上有“师生的感情甚笃”，“没有教授管理，但为精神往来，自由研究”，“课程简而研讨周，可以优游暇豫，玩索有得”三条好处。学校取代书院也并非都可赞誉，在办学形式上则有“师生间没有感情”，“用一处划一的机械的教授法和管理法去戕贼人性”，“钟点过多，课程过繁”，学生“全不能用他们的心思为自动自发的研究”三点不足。这使得学生“立于被动，销磨个性，灭掉灵性，庸懦的随俗浮沉，高才的相与裹足”。因而他主张“取古代书院的形式，纳入现代学校的内容”，创办吸取二者所长的教育模式，亦即“适合人性便利研究”的自修大学，提出了教育改革的问题。这无疑为书院史研究提出了正确方向，受到了著名学者蔡元培等人的重视和褒奖。

赓即不久，即1923年12月及次年2月，著名学者胡适连续发表《书院的历史与精神》^[13]、《书院制史略》^[14]两篇文章（演讲），认为“在一千年以来，书院，实在占教育上一个重要位置，国内的最高学府和思想的渊源，惟书院是赖。盖书院为我国古时最高的教育机关。所可惜的，就是光绪变政，把一千年来书院制完全推翻，而以形式一律的学堂代替教育”。他将书院与当时教育界所倡导的“道尔顿制”（导师制）对比研究，认为两者之“精神大概相同”。因此，为了改革教育就“不得不讲这个书院制度的略史了”，号召研究已经废弃了的书院制度。自此，书院史的研究渐渐受到人们注意，报刊上不断有研究文章发表。到抗日战争前后，在民族危亡之际，研究者认为“书院之创立，是学者对于国家社会有一种抱负，藉着书院来讲明义理，共同去努力国家社会的事业”。为了“复兴民族”和建设民族文化，人们不断地谈到书院，研究书院制度，甚至建立学海、复性、民族等新的书院，书院史研究形成了一个高潮期。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社会处于极度的动乱之中，民不聊生，书院研究的课题同其他一切学术工作一样都暂时中断了。

第一个阶段的最大特点是从反省自西方引入的学校教育入手，总结并肯定书院的经验，作为建设现代教育制度的借鉴。虽然免不了怀旧的情绪，但终属理性而严肃的思考，在书院教育制度、书院与学术学风建设、书院与政治文化等方面形成了不少精彩的观点。其中关于书院精神的论述，就值得纪述。书院之区别于官学，是因为它具有新的精神风貌。胡适最先指出书院的三种精神，即代表时代精神、讲学与议政、自修与研究。他认为书院之祭祀是民意之所寄托，代表时代的精神；书院代行古代民意机关的职责；它之研究是自由和自动的。陈东原提出，“自动讲学，不受政府干涉”与“反科举的精神是书院不朽的灵魂，如果失去了这两种精神，而仅保有书院的制度，那也不配算作书院的”。^[15]在军阀专制主义强压政治的年代，学者们强调书院“自动”“自由”的民主精神，并将其定作书院的标志，是顺乎自然的事。到1937年，傅顺时在《两宋书院制度》^[16]一文中，将书院精神概括为六点：时代思潮、怀疑态度、科学方法、人格精神、自动学习、反对科举。后来的研究者们都特别强调书院反科举的精神，但在科举成为读书人唯一的进身之阶的时代，书院是否能够真正与科举处于一种对立状态，是有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还有学者指出，书院的精神就是“讲学自由与经济独立”，且这两项正是“今日学者所渴慕者”。^[17]

学术名家参与讨论是这一阶段的另一个特点。除胡适之外，柳诒徵有《江苏书院志初稿》^[18]，陈东原有《庐山白鹿洞书院沿革考》^[19]、《书院史略》^[20]、《清代书院学风之变迁》^[21]，钱穆有《五代时之书院》^[22]，邓之诚有《清季书院述略》^[23]，张君劢有《书院制度之精神与学海书院之设立》^[24]，杨家骆有《书院制之缘起及其优点》^[25]。(www.xing528.com)

第一阶段标志性的成果有三。一是曹松叶的《宋元明清书院概况》^[26]，取材于地方志，采用计量统计之法，分析历代书院概况，其统计数据与结论，至今还有学者引用。二是盛朗西的《中国书院制度》，是通史性的总结之作，1934年中华书局初版。全书分书院起源，宋、元、明、清各代书院及书院废替等六章，叙述中国书院自唐代至清末的千年发展历史，尤详于书院制度的源流、演变，凡职事设置、山长遴选、学生甄别、学术风尚、讲学内容、藏书、祭祀、讲会、会讲、考课、等均有涉及。作者的叙述与议论不到全书十分之一的篇幅，大量取材于正史、文集，兼采笔记，稍征地方志，排列于叙述论文之后，可谓无一言无出处，其法有类清儒汉学，亦似实证史学。1979年台湾华世出版社再版，杨家骆则将其收入《古今图书集成续编》。三是刘伯骥的《广东书院制度沿革》，是区域性书院研究的开山之作，1939年商务印书馆（长沙）初版。1958年台湾编译馆收入“中华丛书”时，改名《广东书院制度》。全书分绪论、起源与变迁、分布的形态、院舍、行政及组织、经费、师生、课程与训导、书院制度在社会的地位、书院制度之没替、结论等十一章，述评广东书院的发展历史及其各种制度。是书实为作者1938年向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申请学士学位的论文，吴康在其序中称此书“虽以粤省为立论中心，而旁征博引、沿流溯源，两宋以来庠序教育咸萃于是。方今海夷（指日本）入寇，中原板荡，宗国文物，日以陵夷。刘君此编，详述故制，寻两宋以来文教本原，示庠序沿革之要，励民族复兴之心，作新邦建设之助，倘亦为谈抗战教育所不可废者与？”

值得注意的是，抗日战争前后，在如何战胜日本军国主义、摆脱民族危机、复兴民族文化的思考中，以新儒家学者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为代表的现代思想家创建了勉仁、复性、学海、民族、天目等一批新型书院。将抗日救国和弘扬民族精神连结在一起，将研究儒家学术为主体的国学与培养爱国情怀紧密结合，是这批新式书院的共同主题。如学海书院，“是学者对于国家社会有一种抱负，藉着书院来讲明义理，共同去努力国家社会的事业”，为振兴民族文化，在战前创办起来的，它的宗旨是“振起民族文化，参以西学方法及其观点，以期于融会贯通之中重建新中国文化之基础”，“从民族复兴之需要上研究国故”。^[27]1949年，钱穆、唐君毅在香港创建新亚书院，将宋明书院传统和新的亚洲建设联系到一起，将人格教育、知识教育、文化教育融为一体，是现代社会实践儒家教育理念的典范。如何正确评价这些书院的地位、作用和影响，也是我们研究书院历史的任务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