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书院研究综述

书院源于唐代私人治学的书斋和官府整理典籍的衙门，是中国古代士人享受新的印刷技术，在儒、佛、道融合的文化背景之下，围绕着书，开展包括藏书、读书、教书、讲书、修书、著书、刻书等各种活动，进行文化积累、研究、创造与传播的文化教育组织。由唐而历五代、宋、元、明、清，经过一千两百余年的发展，书院得以遍布除今西藏之外的全国所有省区，数量至少有七千五百所以上，成为读书人文化教育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为中国教育、学术、文化、出版、藏书等事业的发展，对学风士气、民俗风情的培植，国民思维习惯、伦常观念的养成等都做出了重大贡献。明代开始，它又走出国门，传到朝鲜、日本、印度尼西亚、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东亚、东南亚各国，甚至意大利那不勒斯、美国旧金山等欧美地区，为中华文明的传播和当地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近代以来，因为新学、西学的加盟，它又成为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而1901年光绪皇帝的一纸诏令，将全国书院改制为大、中、小三级学堂，更使它由古代迈向近现代，得以贯通中国文化教育的血脉。

书院改制甫二十年，有识之士如学术大师蔡元培、胡适及青年毛泽东等，以自己的亲身体验，就现代学校的短处，反观传统书院的长处，进而发起了二十世纪的第一次书院研究与实践运动。由此开始，书院研究走过了九十余年历程。据不完全统计，自1923年青年毛泽东《湖南自修大学创立宣言》、胡适《书院的历史与精神》发表，到2016年年底，中国学者发表有关书院的论文、资料5452篇，出版专著、论文集、资料集二百五十余部，可谓成绩显著。兹将论文分年（代）统计，如表1所示，于此可见书院研究本身之发展轨迹，亦可感知其日益受到学术界重视的情形。

表1　1923—2016年书院研究论文分年（代）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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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总计：5452。

对于书院研究的动向，学术界给予了应有的重视。邓洪波就长期注意观察，除了辑录报刊有关研究论文索引^[1]之外，曾于1986年发表《解放前中国书院史研究述评》^[2]。其后，又有《三十六年来书院史研究综述》^[3]《中国书院研究十年（1979—1988）》^[4]，分期讨论1949年以后大陆学者探讨书院问题的关切所在。2003—2004年因为兼任台湾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研究员，应邀和学生一起完成《中国书院研究综述（1923—2003）》，收入《东亚文明研究丛书》之《东亚教育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5]。2006年邓洪波参加韩国国民大学校韩国学研究所韩中日书院国际学术会议，发表《八十三年来的中国书院研究》^[6]。李弘祺曾以《中国书院史研究——研究成果现状与展望》^[7]为题，注重机构、人物、观点，向日本学术界介绍中国书院的研究成果，对中日学术交流起到了促进作用。蒋建国《20世纪的书院学研究》^[8]，基于机构与队伍扩大形成研究群体，出版大量论著，构建学术体系；创办刊物，形成研究园地；引发海外学者研究等事实，认为20世纪已初步形成具有独特研究对象和学科特色的书院学。王炳照《书院研究的回顾与展望》^[9]，视角独特，改变以书院改制后之书院研究为起点的定势，将古代思想家、教育家及各类学者对书院之评说，皆看作书院研究，并以1912年、1949年为断点，将中国书院研究史分作三个时期，认为古代反映了革新教育的呼声，近代旨在推动教育近代化，现代则致力于教育的改革与开放，有其教育史家的一贯关切。杜成宪等人的《中国教育史学九十年》^[10]一书，也有不少篇幅介绍各个时期的书院研究成果。朱汉民《湖南的书院学研究》^[11]，意在总结湘省书院研究的阶段性经验。吴超、张之佐《2003年书院研究综述》^[12]，首次提出了书院研究的年度报告。

本书仍以书院改制后之书院研究为起点，始于1923年，止于2016年底，分为四个阶段进行讨论。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关注时代特色与热点问题、研究动向，介绍主要成果，以期促进书院研究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