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息来源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被新闻传播学科的众多学者所关注。[1]从消息来源那里获得信息是新闻生产过程中的关键环节。新闻记者在收集信息、采访并撰写新闻报道的过程中，一直与消息来源打交道，需要消息来源提供信息、进行评价。新闻学与其他媒体内容，如广告信息、公关报告等的最大区别，在于对“事实”的侧重，而说服读者相信报道的内容是“事实”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对消息来源的倚重。虽然传统上认为新闻媒体是新闻内容的“把关人”，然而在新闻记者传播新闻内容的过程中，信息最初的发出者、新闻记者的采访对象，即消息来源才是事件的“第一手建构者”，新闻记者所报道的信息，是基于消息来源提供的信息，在此意义上，对消息来源的研究，成为新闻传播学科无法绕过的一个重要议题。
何谓消息来源？消息来源是指新闻的资料来源。郑瑞城（1991）认为，消息来源是指能作为新闻素材的任何资料，这些资料是新闻工作者通过人物访问、文件搜集及观察所得，而人物访问是最常运用也是最重要的新闻来源。[2]Shoemaker和Reese（1991）将消息来源定义为原材料的外部供应者，即提供资讯给媒体组织用以转化为新闻报道的个人或团体，有时还包括目睹事件发生的受众。[3]可以看出，消息来源可能是人或者组织，也可能是书面资料。在本文中，消息来源是指接受新闻记者采访或把消息提供给新闻记者的机构或人员，如政府机构、政府工作人员、企业组织、公共关系人员等。
新闻内容究竟是由新闻记者所决定，还是由消息来源所决定，或者是由两者共同决定？哪些消息来源会影响新闻媒体的报道，或者新闻媒体的报道是不是受消息来源左右？不同的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回答，从而使消息来源这一领域成果颇丰。对于新闻传播学者来说，这个问题是如此重要，因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无论是突发事件报道、还是政务新闻发布，新闻媒体报道的信息不是新闻记者头脑中已有的，而是需要询问消息来源以获取，如果新闻记者只听从某些人或组织的言论，媒介难以获得全面的信息，因为消息来源通常只有在对自己有利的情况下，才会愿意把消息透露给新闻记者。从媒体功能来看，新闻媒体具有监督政府、守望环境和联系社会的功能，如果新闻媒体在选择消息来源时有一定的偏向性，如依赖于少数权贵人士，那新闻将无法保持公正，也难以展现社会现实，新闻媒体的功能与可信度就会受到损害。同时，通过研究新闻报道中消息来源的呈现状况，也可以透视社会资源与权力的分配情况。[4]基于此类种种，消息来源这一研究议题，与新闻媒体运作、社会权力结构、团体力量等密切相连，其研究具有社会价值。
在新闻传播学领域，对消息来源的研究时常以这样的问题为出发点：媒体上如何呈现消息来源？消息来源对于媒体是否有控制力？各种不同消息来源在新闻报道中如何竞争？等等。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研究者会运用量化的、质化的研究方法，结合不同的主题进行探讨。具体来说，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这几个方面：消息来源偏向研究、消息来源控制力研究、消息来源与新闻框架研究等。[5]
在新闻生产流程中，偏向是一个和客观相对的概念，而客观原则是新闻媒体职业伦理的最基本要求。消息来源偏向研究主要探讨新闻记者或新闻媒体在选择消息来源时，是否会系统地偏向某些人物、团体或组织，却忽视了另一些人物、团体或组织的问题。
Gans（1979）发现，无论电视新闻还是杂志，其主要消息来源，都是显著的知名人士，如总统、总统候选人、政府官员及违法乱纪的政界人士，这些知名人士分别占电视、杂志新闻来源的71%与76%。[6]Sigal（1973）在分析了《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20年间的头版新闻后发现，官方消息来源在新闻生产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及外国政府占消息来源的四分之三。[7]Lo, Cheng和Lee（1994）也进一步发现，在报道情境中，政府官员、机构主管的言论不但被引述得频率高，出现的情境也比较有利。[8]王芳（2007）发现，中国大陆的大众化报纸的消息来源总体上呈现偏向情形：在职业上，政府官员、专家学者、经济精英以积极且主动的状态被呈现在新闻报道中，成为消息来源中的强势者；而一般民众作为消息来源的几率极少，而且往往角色单一、模糊与被动。在性别上，男性是消息来源绝对的强势者，他们在媒体中更多地扮演着理性、权威、公共领域活动者的主导形象；而女性则常常是被动的、感性的、点缀式的。[9]Justin Lewis、Andrew Williams和Bob Franklin（2008）以2006年英国2 207条报纸新闻和402条广播电视新闻为内容分析对象，发现公共关系材料对于新闻报纸有巨大的影响，从而对新闻工作者的独立性构成威胁。[10] Deirdre O’ Neill和Catherine O’Connor（2008）在《消极的新闻记者：消息来源如何决定本地新闻》一文中对英国2 979篇新闻报道进行了分析，发现76%的新闻报道只有一个消息来源，这意味着新闻记者对这个消息来源的依赖程度加深而且只传播单方面的信息。[11]
分析消息来源的偏向，可以发现新闻消息来源通常有两种形态：提供信息者以及能说出具有价值话语的新闻人物（Bell, 1991）。不论是哪一种，社会精英与有权势的人，包括政治人物、政府官员以及高社会阶层与专业团体的发言人、成员（例如律师、医师），或是学术界的人、名人（例如运动明星、演艺明星）等都常被报道与引述。但是，相反，非官方或是比较低的社会阶层、职业成员的意见则很少被报道，没有权力的人、穷人、年轻人、教育程度低的人在新闻报道中，被系统性地消音（Teo, 2000）。[12]除非他们是罪犯、目击证人，或犯罪中的受害者、趣味事件中的人物（Bell, 1991）。[13]
为什么新闻记者在选择消息来源时具有偏向性？或者说为什么秉持客观、全面理念的新闻记者在实际的新闻操作中会有固定化选择消息来源的偏向？Herbert Gans（1979）指出，记者为迎合截稿时间、提高工作效率、维持新闻可信度，再加上信息易得性（availability）与适用性的考量（suitability），在选择消息来源时，记者会较为偏好政府官员、民意代表、学者专家等。其中，权力（power）和权威性（authoritativeness），都是构成易得性与适用性内涵的重要元素。[14] Noelle-Neuman与Mathes（1987）的研究则显示，记者对报道事件有特定的认知结构，这层认知决定了选择消息来源的策略，使得报道的参考架构与真实背景背离。[15] Herman、Chomsky（1988）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讨论消息来源与记者的关系，认为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共犯结构，即媒体为了确保本身的利益，会倾向选择（甚至固定）特定对象作为消息来源。[16] McQquail（1994）认为，官方来源以及权威人士是记者较愿意引述的消息来源，消息来源越权威，报道的可信度也越高。[17]消息来源的偏向特点与媒体性质也有相关性。刘慧雯（2013）在考察台湾电视新闻处理网络消息来源的策略时发现，与商业电视相比，公共电视较少引用网络言论作为消息来源，网络言论的极端化可能是商业新闻台大量播出“网络说新闻”的主因。[18]
对消息来源偏向的研究显示，无论是基于何种原因，新闻记者倾向于选择具有权力或权威性的消息来源，对消息来源的选择偏好是无法避免的，这其中隐含着对新闻记者专业性与独立性的批判与质疑。
消息来源控制力研究，是指研究者探讨消息来源通过哪些策略来影响媒体的报道议程，有时会结合议程设置理论来分析。
不同消息来源因其身份、地位不同，有些可以直接被大幅报道，有些却必须以各种策略、方法才能挤入报道之列，对于消息来源来说，多是希望自己成为报道的对象或信息的提供者。在消息来源通过一定的策略影响新闻媒体的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发现是Oscar Gandy（1982）提出的“信息补贴”（information subsidy）概念，Gandy认为，公共关系从业者和其他的信息来源通过提供发布新闻（材料）、记者招待会，发布视频新闻（材料）、新闻简报、游说和特殊报告给新闻机构，以这种“信息补贴”的方式与新闻工作者交换利润，使新闻工作者花费较少的支出成本就可以获得报道的信息。这样一来，新闻记者把消息来源希望报道的内容传播给公众。[19]Shoemaker与Reese（1991）曾指出，消息来源的常规渠道包括：官方手法（如试探汽球、议会听证会等）、公关稿件、记者会、非实时事件（如演说、典礼）。[20]此外，还有一般单位发表的公关新闻稿（即一般业界所称的“通稿”），或一般为促销商品、宣达政令而举办的记者会等，都算是“新闻发布”（press release），这也都是消息来源希望被报道的常用策略。Shoemaker和Reese（1991）则将消息来源影响新闻记者的策略归纳为两种类型：第一种是单纯发送可直接被记者所用的信息；第二种则是建构一种情境，让记者不自觉地“随之起舞”。后者与其说是新闻或公关策略，不如说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动员（ideological mobilization）。
另外，实证研究发现，消息来源可以成为主动的信息提供者，甚至可以成为媒体内容的操控者，即记者倾向于让消息来源提供新闻报道内容时，就产生了“议程设置”。Turk（1986）针对政府部门的公关人员对新闻的影响所做的研究发现，日报“守门人”会优先考虑使用政府公关人员所发布的新闻稿，至于接受与否则必须判断其新闻稿是否合乎新闻价值，政府公关部门新闻稿的议题也经常转换成媒体报道的议题，他得出结论：消息来源的确会对媒介议题产生若干影响，并且影响社会事实的建构。[21]Green、Sachsman、Sandman和Salomone（1989）对旧金山地区环保议题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报纸上的环保故事，都是政府部门发布的公关稿。[22]Walters·L. M. 和 Walters·F.N.（1992）的研究结论更直言，政府公关部门创造了一种对新闻媒体来说非常舒适的氛围，使媒体乐于刊载公关部门的信息。[23]Patricia A. Curtin和Eric Rhodenbaugh（2001）在探讨关于环境运动的新闻报道时发现，公共关系材料更多地被新闻记者使用，作为消息来源的政府对媒体进行了信息补贴。[24]Justin Lewis、Andrew Williams和Bob Franklin（2008）指出，许多研究都发现公共关系具有议程设置功能，但事实上，公共关系对媒体的影响不仅仅是进行议程设置，而是直接影响报道内容，他们发现，在英国，20%的报纸新闻和17%的广播电视新闻的内容主要或者完全来自于公共关系活动和公共关系材料。[25]
对于消息来源所采取策略的评价，研究者大抵上认为多数新闻内容确实会受到这些公关新闻内容的影响，记者往往因此疏于自行采访。因此，这一类型的研究，也在于质疑新闻记者会受到消息来源的公关策略的影响而丧失自主性。
基于社会建构论对消息来源的研究，更多地将消息来源纳入新闻框架之内进行考量，即探讨新闻媒体如何利用不同的消息来源来建构新闻框架，从而建构意义。社会建构论的观点认为，新闻是由新闻工作者建构的符号真实，但新闻工作者并不是新闻制作过程中唯一的“守门人”，无法单独完成报道工作，需要依赖消息来源获得信息。可以说新闻是由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共同建构的。
20世纪80年代的新闻框架研究（Framing analysis）者认为，在新闻的生产过程中，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各消息来源之间等处于竞争的局面，两者在争取“定义社会”的发言权。Thompson（1991）指出，新闻框架是信息转换的过程，也是信息的编码和再编码。新闻报道是“框限”部分事实、“选择”部分事实以及主观地“重组”这些社会事实的过程。[26]新闻框架是新闻记者使用语言或符号再现社会真实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不同消息来源的政策立场、新闻机构的生产流程、新闻工作的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影响，其中消息来源是影响新闻记者进行选择、重建的一个重要因素。Wolfsfeld（1993）指出，记者和消息来源不断使用各种策略影响对方的框架，使其朝符合自己组织利益的方向发展。Wolfsfeld（1993）对政治冲突的报道进行研究后发现，这些报道都可以被视为不同的消息来源对框架进行争夺的结果，对某一事件各不同消息来源不断尝试提出各自属意的解释版本，以供大众媒体采用，这种现象在选择过程中最为明显。[27]臧国仁（1995）指出，消息来源是塑造新闻框架的重要变量，不同的新闻记者往往会为了支撑自己的说法而寻找不同的消息来源，消息来源的作用不仅在于提供客观报道的证据，更在于协助新闻记者框限文本的内容。
基于框架理论对消息来源探讨的研究者将消息来源视为建构新闻框架的重要变量，认为大部分新闻事件的信息来自消息来源，消息来源与媒介在某一事件中，会分别透过各自的观点诠释事件、建构真实，借此运用新闻话语以影响受众支持其观点，进而获取政治或社会的实质利益。[28]新闻报道在对消息来源的选择和排序中形成了特定的框架，尤其是新闻媒体在单一议题和事件中引用消息来源的广度和深度，以及连续实践中通过消息来源而建构新闻文本。[29]
对于消息来源与新闻媒体的研究，虽然内容繁多，但总体来说有两种取向，Schlesinger（1990）将其分为“内部途径模式”和“外部途径模式”。[30]内部途径模式是指在新闻生产过程中研究消息来源，将消息来源视为新闻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这一模式具有“媒介中心论”的倾向；外部途径模式是指在权力互动与实践框架中研究消息来源和新闻媒体，认为各类消息来源可以共同接近、使用媒介进行表达，这是一种“权力互动论“的视角。
通过前面的学术梳理会发现，传统新闻传播学的研究者对消息来源的研究采用的是媒介中心论取向（media-centered orientation），即研究者基于新闻生产流程而对消息来源进行探讨，将消息来源视为信息的提供者，其假定前提是新闻媒体可以保证新闻信息的客观、中立、真实，新闻记者是信息的把关人。在默认这种假设之后，研究者多将消息来源视为是破坏媒体独立、客观、公正的侵入性力量。Schudsom（2003）曾声称：“新闻记者正面临大量的主观任意式新闻报道者—公关公司、公共信息官员、政客、营利和非营利组织的发言人等。”[31]
这些研究延续了媒体守门研究与议程设定理论的传统，基本上认为新闻流程“起自新闻工作者，或任何新闻工作者收集资料、撰写新闻的场所”，即将新闻视为一个独立运行的体系，其他社会组织依赖于新闻媒体传播消息。[32]在消息来源的偏向研究中，研究者认为新闻记者选择消息来源不具有平等性，有违职业伦理标准；在消息来源控制力研究中，研究者认为消息来源具有强大的操控力，从而影响了报道内容；在新闻框架和消息来源的研究中，研究者认为消息来源是建构新闻框架的主要因素之一。研究者除了提出一些中性的描述和分类外，多是以质疑的态度，指出消息来源对媒体的“操弄”可能会使媒体丧失独立性。
研究者将新闻媒体的守门人角色视为是合理正当的，而将消息来源视为外在于新闻媒体的、影响新闻报道的力量，将负面的标签贴在消息来源身上，认为消息来源影响了新闻的客观性和公正性、影响了媒介功能的发挥和社会事实的展现，这种“媒介中心论”取向的研究，是基于媒介内部去寻找消息来源与媒体之间的关系，而没有基于媒体外部，没有将消息来源与媒体都视为是社会互动过程中相对独立的个体来探讨，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除了基于新闻媒体的立场探讨消息来源外，如前所述，也有研究者注意到应在权力互动与实践框架中研究媒体与消息来源，我们将这种模式称为“权力互动论”。这种模式将消息来源视为组织化或非组织化利益团体的代表、社会行动者和传媒接近权的竞争者（即消息来源场域），它强调消息来源场域对新闻媒体的影响力，认为新闻的影响力必须与其他社会机构共享。[33]基于“权力互动论”的研究者多是以社会互动、社会资本等为理论支撑，探讨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的关系。
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的互动关系，以学者Gieber和Johnson（1961）的三种互动关系模式最为出名：第一种模式为“对立关系”，记者和消息来源各自独立，对新闻价值的认知不同，彼此处于对立、抗衡的状态；第二种模式为“合作关系”，记者和消息来源分属于不同的科层结构，但为了彼此的利益相互合作，以完成其传播角色和功能；第三种模式为“同化关系”，记者和消息来源间有一方被对方同化，彼此不再各自独立，彼此功能和角色十分相似。[34]Reese（1991）将影响消息来源的力量分为组织内的权力与跨组织的权力，研究消息来源需要考虑这些复杂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并提出消息来源权力配置的四种类型，即将消息来源和媒体机构分别分为高、低权力两种，当不同程度的权力配置相遇时，消息来源权力的影响力是不同的。[35]Wolfseld（1991）提出了交易模式（transactional model），认为媒体与抗争团体之间的权力关系取决于信息与新闻报道的交换，在交换的过程中，任何一方主控此过程就进而决定了双方权力的平衡关系。喻靖媛与臧国仁（1995）在探讨台湾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互动和新闻处理之关系时认为，新闻记者与消息来源的互动理论中，其关联性有共生、同化、对立与交换等四种类型。[36]余颖（1998）也提出了类似的概念，在研究地方政府与消息来源的互动关系时，提出了“同化关系”“对立关系”“利益合作关系”三种行为模式。[37]
现有的新闻传播理论常常针对消息来源与新闻记者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主要是因为两者间的关系存在不同的价值和规范，且隐含着某种程度的矛盾。Awad（2006）指出，记者希望从消息来源获得有用的信息，而消息来源则意图影响记者偏向自己组织的诉求。[38]Smith（2003）强调探讨消息来源与记者的互动是了解新闻产制与内容的重要凭借。[39]
基于权力互动论的观点，我们可以看到，新闻媒体与消息来源都会影响新闻产品，两者在新闻流程中处于既竞争又合作的局面。不仅如此，新闻媒体之间、消息来源之间也存在着彼此竞争而产生不同新闻报道的可能。
公共关系组织或公共关系从业者是新闻报道流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常作为消息来源为新闻记者提供线索、材料或专业知识等。之前关于消息来源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地都涉及公共关系机构或人员的作用，虽然多是基于媒介中心论的立场，但仍可以为公共关系研究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另一方面，如果基于权力互动论的视角，我们就会发现即使是同一组织中，不同层级的个人，其利益、关怀或理念都是各不相同，甚至可能彼此冲突，媒体的作用不是传播自己认为正确的理念，而是挖掘出更多元的声音、更加深入地接触消息来源。公共关系作为新闻资讯提供者和其他社会机构的利益代表者，既有影响新闻公正报道的意图，又有与新闻共建社会真实的功能。[40]在这样的认知之下，无论是媒介中心论取向的消息来源研究，还是权力互动论取向的来源研究，都会对公共关系研究有启发。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可以探讨社会权力高低不同的公共关系机构通过怎样的策略成为媒体的消息来源，从而使其活动、主张等成为媒体的报道内容，特别是可以在社交媒体、自媒体被广泛应用的年代，探讨不同的机构如何利用自媒体力量和营销事件成为新闻机构关注与报道的重点。以个案为研究对象，目的在于了解过程而非结果，注重整体观点，了解现象或事件的情况脉络而不只是变量。通过个案研究，可以了解公共关系机构或人员在特定情况脉络下的活动特质，了解其中的特殊性与复杂性。
可以探讨公共关系中新闻发布与公关稿件被大众传播媒体采用的状况，或进一步探讨公共关系如何透过传媒影响公众对事件的认知。如分析为什么某些公关稿件可以成为媒体的报道内容，结合公关机构的业务、角色、知名度或权威性、媒介近用权等进行分析。Walters（1992）运用内容分析法分析了美国某一州立机关送交日报的238篇公关稿件，结果发现其上报成功率平均为85.9%，但是这些新闻稿的内容必须符合新闻工作人员的需求，也就是必须注意其是否有新闻价值，如及时性或显著性，若是符合，见报成功率也会相对高很多。[41]杨意菁（2010）研究发现，台湾报纸报道企业新闻时，以“社会参与”层面的“慈善赞助”议题最多。另外，大型企业较关注“艺文教育”与“环保”等社会参与议题，中小型企业则偏重于“生产良好产品”等经济层面的议题。[42]陈先红、陈欧阳（2012）通过分析2001—2010年中国大陆的四份报纸的1 600篇新闻，发现公共关系的“信息补贴”现象十分普遍，各类公关主体在与新闻媒体互动时存在明显的选择性和策略性。[43]如前所述，公关机构与人员具有建构新闻议题、新闻框架的功能，无论是何种组织，都会拥有与公众相关的信息，所以，都有可能策划成为新闻媒体感兴趣的生活层面、经济层面或政治层面的话题，通过对新闻媒体上报道内容的消息来源、与消息来源相关的议题的研究，可以反向推出什么样的议题可以成为媒体、公众关注的热点，从而为公共关系策划与实务操作提供建议。
可以探讨公关人员、公关教育者等对公关职业、新闻职业的认知差异，进而探讨同构专业主义的可行性。从新闻记者的视角看，公共关系机构、人员或公共关系学科总是与负面的、消极的形象相联系，这种固化的刻板印象成为阻碍公共关系获得认可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这是与个人体验、社会文化、新闻教育等相关的。现在需要思考的是，对于公关从业者和新闻记者来说，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巨大的、不可调和的鸿沟？他们如何界定自己的工作角色和对方的工作角色？指导公关从业者和新闻记者的伦理规范、职业指南又分别是什么？公共关系伦理与新闻职业伦理是否具有相通之处？Fedler 和 DeLorme（2002）历史性地考察了新闻记者与公共从业者的关系，发现新闻记者对公关人员抱持轻蔑的态度，认为公关从业者弄虚作假，使新闻记者的合法报道变得困难，侵犯了新闻写作的基本规范。[44]Thomasena Shaw和Candace White（2004）对187名新闻教育者和公共关系教育者进行了问卷调查，他们在问卷中请受访者回答对以下问题的同意程度：公共关系和新闻在信息的传播方面是合作关系；在对于组织的报道方面，公共关系从业者帮助提升了新闻记者获得信息的潜力；公共关系从业者提供自由的、广泛的信息可以提升新闻报道的质量；总体上，公共关系威胁新闻的合法报道；由于新闻记者的水平有限所以他们依赖公共关系从业者提供的信息；公共关系从业者是典型的阻挠者，阻挠新闻记者获得真相；新闻记者和公关从业者的关系是对抗性关系。研究发现，两个团体的人在一些选项上有明显的差异，但他们都不认为两个团体是对抗的关系。[45]Jae-Hwa Shin 和 Glen T. Cameron（2005）对641位公共关系从业者和新闻记者进行了调查，研究这两个职业团体的自我评价、对对方的评价存在着何种不同以及产生这种不同的原因，研究发现这两个职业团体都认为对方是冲突产生的原因，公关从业者采取策略管理的方法与新闻机构建立关系，而新闻机构将自己视为是公众的保护者。[46]基于权力互动论的观点，将公关从业者和新闻记者视为社会有机运作中不可缺的两个平等主体，这两个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共同协作对于建构一个良好的社会具有一定的意义。
新闻传播者希望记者不要与消息来源的关系涉入太深，以免丧失独立自主性；作为消息来源的公共关系机构或公关人员的任务是借助新闻媒体及其权威性传播自己的声音。对于新闻媒体与公共关系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传统的研究多是以新闻媒体为中心，站在新闻记者的立场上，研究如何避免消息来源的侵扰。此类研究具有一定的价值，但却有失片面。因为“消息来源”是一个复杂的多元概念，对于新闻记者来说，需要与各类消息来源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从而尽可能地提供多元的、全面的信息；对于公关人员来说，需要承担起社会责任，成为公众可信赖的消息来源，为建构良性社会贡献力量。未来的研究可以将公共关系和新闻媒体视为社会有机体中平等的、相对独立的主体，基于公关机构进行个案研究、基于公关稿件进行内容研究、基于公关人员进行认知研究，探讨作为消息来源的公共关系发挥的积极或消极作用，使公共关系的研究内容更为丰富。
（牛静，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1] 消息来源的研究领域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其一、新闻传播法学领域探讨新闻记者是否有权利拒绝透露消息来源；其二、新闻传播理论与实务界探讨新闻记者在新闻生产流程中消息来源的作用、角色、影响等。前者属于传媒法的问题，本文不进行讨论，本文探讨的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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