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理论和研究方法，框架理论最初发端于文化学（社会学/文化社会学）和心理学，后来逐步被引入到传播学、社会学、政治学等领域，由此形成了认知框架、宣传叙事框架、新闻框架和行动框架并立的研究格局。相比于其他学科，新闻框架研究无疑又是运用最为广泛、成果最为丰盛、“出现频率最高、使用最广泛的理论”[2]，其使用频率甚至超过了使用与满足、第三人称效果等理论。[3]但与此同时，框架理论的概念和内涵也呈现出混乱之局面，潘忠党由此把它视为“一个理论混沌的研究领域”[4]，美国政治学家恩特曼（Entman）甚至将框架研究概括为“破裂的范式”。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各学科在引入框架概念后，并未充分注意到学科之间对话的重要性，导致框架理论在各个学科之间形成话语壁垒。有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新闻框架的理论渊源入手，并探索不同学科之间的延伸与关联，试图找到不同学科间理论对话空间的着力点，以拓展框架理论研究的想象空间。
议程设置理论是由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两位学者马克斯韦尔·麦库姆斯（Maxwell McCombs）和唐纳德·肖（Donald Shaw）在1972年发表的《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论文中正式提出。在此之前，帕克在1922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设想了媒体把关问题，他对能否成为公众议题的问题加以区分，描述了新闻稿件是如何被编辑“枪毙”的，以此暗示议程设置的过程。[5]同年，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提出了著名的观点“新闻媒介影响我们头脑中的图像”，因而被麦库姆斯视为议程设置理论的学术先祖。[6]遗憾的是，李普曼许多大胆的假设并没有得到很好的检验，直到1940年，拉扎斯菲尔德和其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一道，对俄亥俄州伊利县的选民进行了七轮采访，得出的结论与当时盛行的某些观点（如强效果论）相左，由此开启了传播效果研究的实证调查之风。1963年，伯纳德·科恩（Bernard Cohen）有一句名言：“在多数时间，报界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怎样想上可能并不成功，但它在告诉它的读者该想些什么时，却是惊人地成功。”这句话把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表述得淋漓尽致。[7]1968年，麦库姆斯和肖以1968年美国总统选举为例，开展了著名的“查普希尔研究”，并指出，“犹豫不决的选民最有可能受到媒体报道的影响”，描绘了议程设置效果的最初图景。[8]1972年，麦库姆斯和肖在《公众舆论季刊》上发表了《大众传播的议程设置功能》一文，标志着议程设置理论的正式形成。麦库姆斯认为，大众媒介突出某些问题或者忽略某些问题的做法，确实可以影响公众舆论，人们一般倾向于了解大众媒介注意的那些问题，并采用大众媒介为这些问题所确定的优先次序来确定自己对这些问题的关注程度，换句话说，媒介议程决定了公众议程。[9]正是因为大众媒介具有强大的议题设置功能，美国记者怀特曾把大众媒介的影响力形容成“一种在别的国家只有暴君、牧师、政党，以及官僚才拥有的权威”[10]。
与传统的效果研究相比，议程设置理论更倾向于舆论学的研究范畴，正如麦库姆斯所指出的，议程设置的特定源泉来自舆论研究的传统，而不是在大众传播研究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效果研究。[11]迪林（Dearing）和罗杰斯（Rogers）认为，议程设置研究的产生虽然与效果理论关系密切，但其本身却天然地就是一个政治过程。正是按照这样的界定，迪林和罗杰斯把“议程设置”看成是多个议程间产生复杂互动的过程，包含：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12]
麦库姆斯和肖运用内容分析和民调研究来检验一个时段内的议程设置，后继研究者在方法论和研究对象上对议程设置理论做出了拓展。芬克豪泽（G. Ray Funkhouser）首开在议程设置中研究真实世界指标的先河，Shanto Iyengar和Donald R. Kinder从微观的个人层面对议程设置过程中的心理学问题进行了实验室实验。[13]麦库姆斯和肖在查普希尔研究中所采用的研究路径是在1968年9月到10月这一时点内对公共议程中所有重要问题的等级进行排列及研究，芬克豪泽在1973年开创了在宏观分析层面对议程设置的历时研究。[14]与在某个时点上的等级排列方法相比，纵向的历时研究得到了后来的议程设置研究者的青睐，此研究路径侧重于研究一个议程如何被建构、如何被其他议程“挤掉”的过程，并对其原因给出了更深入的阐释。
20世纪80年代之后，框架理论开始被引进到新闻与传播研究领域，这是对议程设置理论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在新闻操作层面，议程设置和新闻框架都是对新闻人“把关”含义的拓展和具体表现，把关人利用议程设置和新闻框架建构提供了外在世界的图像。学者Carragee曾对议程设置提出质疑，“议程设置研究一直认为媒介议程是一种正确的假定，没有考虑到议程是如何被建构的过程”[15]，而框架理论的主要贡献便恰是开启了对“议题、话语和意义是如何被准确构建、组织并得以展开”[16]的研究，进一步细化了新闻媒体的内容分析，从主题筛选、事件意义赋予、语言符号和文法技巧等方面来探讨议程如何被媒介设置、媒介如何影响公众对此议题的接收与阐释。克里斯廷·阿德（Christine Ade）等研究者发现，媒介议程与真实世界的指标之间并不存在正相关的联系，[17]新闻专业主义的价值观与工作惯例往往比真实的世界指标更能决定哪些议题可以成为媒介议程。
议程设置和新闻框架之间既存在诸多差异，也同时具备兼容性与互补性。首先，与议程设置理论相比，框架构建所关注的焦点不仅是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之间单向的因果关系，而在于探讨传播过程中各个要素的互动过程，是一个由诸多环节组成的复杂关系结构，它不仅需要物质资源，还依赖于各种社会（生产）关系。“当框架理论以这样的眼光来看待媒介实践、文化、受众以及媒介生产者的相互作用时，就会十分警惕地防止对涉及传播各个部分的过分割裂（传者、内容、受众），并由此有可能在它们中间架起一条重要的桥梁，为长久以来处于分隔状态的研究打开联系的通道。”[18]
其次，议程设置和框架理论都指出，在媒介对议题建构的过程中，存在多元化力量。议程设置理论研究认为，政策议题、媒介议题和公众议题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议程设置理论把此种行为称为议题建设，框架理论则运用框架竞争来进行解释，它认为一个议题中存在着多个行动角色，不仅有政府、公众，还有利益相关团体以及其他社会团体，每个行动都有自己的框架，彼此之间相互竞争。其中，媒体也需要有自身的框架，它在对行动者框架进行筛选的过程中形成了新闻报道框架。相比议程设置理论的议题建设研究，框架理论中的框架竞争对议题影响因素的考察更加全面，也能更加清晰地呈现各种力量相互作用，直至最后议题被构建的动态过程。
最后，议程设置理论一直比较注重受众的外化行为效果研究，对于内在的心理机制研究较少。而框架研究则深入到心理学领域，它与人性、认知框架和文化记忆有关。陈阳将传播效果研究中的框架分析归纳为两类，其一是分别将媒体框架视为自变量、将受众框架视为因变量来探讨“媒体效果是否产生及其强度”；其二是“只测量与特定媒体议题有关的受众框架”，相关的研究也更多地倾向于探究框架效果的内在心理机制。[19]正如朔伊费勒（Dietram A. Scheufele）指出的那样，传统议程设置所产生的“想什么”和框架构建产生的“如何想”成为效果研究的两个层次，如果说议程设置在于“议题”的传输及对报道对象进行设置排列，那么框架则显著性地表明了“属性的传输”。[20]换句话说，议程设置理论虽然在定量研究上能做到较为精致的水平，对各个方面都给予一种可测量的形式，但媒介和受众环境终究是错综复杂的，不是完全可计算和可控制的。因而，相比于议程设置理论，框架理论把新闻视作为符号系统内符号间互动的结果，其对话语本身及其意义建构过程的关注具有更宏观和多元化的视野。在对“如何想”的研究上，框架理论更注重研究受众的个人接触和处理大众传播信息的认知结构与诠释规则，注重探讨媒介现实与受众现实之间的互动关系。由于这种解读规则来自受众在经验社会中的积累，因此会形成例如对新闻信息的“同向解读”“对抗式解读”“妥协式解读”等不同的解释框架。
框架概念被认为渊源于心理学和社会学两大学科的研究传统。[21]心理学传统关照下的框架概念具有“心理基模”的含义，其概念源自凯尼曼（Kanneman）和特维尔斯基（Tversky）的决策研究，心理学界将个人认知过程的假设建构称为“基模”，认为人们可以通过“心理基模”来了解、判断、诠释外界事物，由此形成了认知心理学范畴的框架效应。社会学一脉的框架概念则源自贝特森（Bateson）[22]，由戈夫曼（Goffman）将这个概念引入到文化社会学，后再引入大众传播研究中，成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理论。
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在1974年出版的《框架分析：经验组织论》一书中系统地分析了框架理论。“框架”一词并非是戈夫曼的首创，他对于框架理论的研究起点来自素有美国心理学之父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在1896年发表的著名文章The Perception of Reality中提出的问题：“在什么情境下，我们认为事物是真实的？”[23]1945年，舒茨在其论文On Multiple Realities中继续讨论了威廉·詹姆斯的论点，着重探讨了“怎么建构现实的一部分”（one realm of reality）和“意义的一个特定范畴”（one fi nite province of meaning）等问题，戈夫曼认为，舒茨提到的这些概念很有趣，但他并未完全将这些概念解释清楚。[24]戈夫曼沿着胡塞尔（Husserl）和舒茨（Schutz）的现象学视角，并借鉴了人类学家贝特森提出的框架概念，更深入地分析了人们如何回答“现在发生的是什么？”、如何凭借组织经验来建构现实等问题。[25]戈夫曼第一次将框架概念引入传播语境中，运用框架理论探讨人们在日常生活、人际交往中如何使用诠释基模或架构来诠释事物和对象产生的特定意义。戈夫曼认为，对一个人来说，真实的东西就是他或她对情境的定义，这种定义可分为条和框架，条是指活动的顺序，框架是指用来界定条的组织类型。[26]他同时认为，框架是人们将社会真实转换为主观思想的重要凭据，也就是人们或组织对事件的主观解释与思考结构。此后，甘姆森（Gamson）在戈夫曼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框架理论。他认为，一个成熟的框架分析应包含三个部分：一是关注生产过程；二是考察文本；三是带有主动性的受众和文本之间的复杂互动。[27]
在新闻传播领域，新闻框架研究一直被认为可以划分成媒介（新闻）生产研究、媒介（新闻）内容研究和媒介（新闻）效果研究。[28]从新闻传播学的视角来看，新闻框架反映了新闻从业人员的某种偏好或者偏见，它通过新闻从业人员的选择、强化、过滤、增加和同化等方式，以及标题、导语、引文和重要段落的编排，以实现对事件的归因和意义赋予。但对于新闻框架理论的结构层次，目前学术界仍然有不小的争议。究其原因，一方面，框架理论在扩散与转换过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的概念谱系，如框架（frame）、框架理论（frame theory）、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框架化（framing）、框架化分析（framing analysis）、框架化研究（framing research）等概念，这些概念在不同的学科中产生了一些相近的阐释性概念，但没有形成统一的规范和研究范式，往往产生了很大的歧义。[29]另一方面，框架本身既可以当名词，又可以当动词，还可以当复合结构，不同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切入，自然会有不同的理解：一是把框架作为动词，认为框架是界定外部事实和心理再造真实的框架过程，如吉特林（Gitlin）认为框架是选择、强调和排除，恩特曼（Entman）认为框架是选择与凸选，钟蔚文认为是选择与重组，Volkenburg、Semetko和Vreese进一步区分了媒体框架和受众框架等。二是把框架作为名词，认为框架的结构其实就是一种“语言及意义符号”，如潘忠党把新闻话语或文本中的框架策略分成了四类：句法结构、脚本结构、主题结构和修辞结构，并强调在诠释者和符号文本的互动中才能体现出框架的作用。[30]三是作为复合词的框架，如台湾学者臧国仁提出了新闻框架的三层次说，高层次是对某一事件主题的界定，如标题、导言或直接引句等；中层次则包括主要事件、先前事件、历史、结果、影响、归因、评估等；低层次则是指语言符号的使用，包括由字、词等组合而成的修辞与风格，如句法结构与用字技巧等，这里可以把框架概念理解为一个名词和动词的复合体。[31]
就方法论层面而言，由于“框架”的概念滥觞于早期文化社会学，因而初期的框架构建研究多采用语言学、符号学中常用的文本分析等质化研究方法，如坦卡德（J.W.J. Tankard）就曾为避免质化研究的主观性而设计出了包括新闻标题、新闻图片、图片说明、新闻导语等11项指标在内的“框架列表”[32]，某种程度上为框架的界定工作提供了操作意义上的客观性标准。随着框架理论越来越多地介入传播研究，研究者也开始尝试使用实验法、内容分析等量化研究方法来完成对媒介框架的把握和理解，[33]因而目前框架理论在新闻传播的生产规则、内容建构等方面的应用集中表现为质性的文本分析、话语分析；而在传播效果研究中则表现为以量化研究为主的精确的内容分析与议程测量。学者万小广曾从框架分析的内容、分析手段以及分析层次三个方面对“架构分析”的特点进行了概括，[34]他将框架理论分析所指向的对象—社会行动者话语的内容视为以话语、话语建构与话语接收等多个环节构成的共同体，并且指出，“架构分析”是一种对社会行动者的话语、话语实践、行动及社会场景进行的“整合式分析”。而从新闻框架分析的操作层面来看，量化的内容分析和质化的文本分析、话语分析以及观察、座谈、访谈等方法实际上分别关照了话语的接收及其效果和话语本身的建构问题。在传播研究领域高度饱和的信息环境下，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共同构成了框架理论应用的方法论视野，作为研究方法的框架分析便是这两种手段高度整合的产物。
在新闻传播学对框架理论的研究中，学者对于新闻框架的理论内涵、研究路径所持观点略有差异，但多数研究主要基于以下四点理论假设：第一，新闻框架由文本具体内容承载，却不等同于文本内容本身；第二，新闻框架能影响受众的认知、社会交往和舆论，同时也能实现某些政治目的；第三，新闻框架是“个人头脑中的认知结构”，又是“政治话语中的互动、象征符号组合”；第四，媒体框架能够影响社会舆论。[35]
需要指出的是，框架理论确立后，迅速扩散并流行开来，导致的结果是“戈夫曼创立框架理论后，引发了美国学界的跟风热潮，一时间几乎言必称框架”[36]。同时，框架理论也极大地影响了国内传播学的研究范式，有学者考证，台湾地区最早是1995年钟蔚文和臧国仁教授发表的《新闻的框架效果》论文，中国大陆于1996年由清华大学李希光等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研究中首次采用框架分析方法。此后，框架理论的文献犹如汗牛充栋，成为初步奠定中国大陆框架理论研究的基础，仅通过中国知网查询，有关框架分析的文章就已经达到上万篇，且绝大多数集中在新闻传播学科。但是，现有的研究中，多数文章集中于媒体报道的文本或内容分析，数量描述性的文章占据多数，而对背后的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以及文化符号等问题的研究仍然不够深入。
如上所述，框架概念最初是指帮助个体认知、理解、鉴别，以及标记周围所发生的事情的“解读程式”（interpretive schema）[37]，是微观个体层面（micro-individual level）社会心理学的分析概念，框架理论确立后，迅速成为传播学研究的主流范式。与此同时，框架理论也进入社会运动领域，对社会动员理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与传播学中框架理论关注新闻生产过程不同，社会运动的框架理论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动员赋予意义，并将其纳入社会动员的情感、理性范式中来，其概念化、理论化程度更高。20世纪80年代，甘姆森（Gamson）、本福特（Benford）和斯诺（Snow）等人将框架视角引入社会运动研究，他们指出，行动者们需要通过框架化过程建构社会运动的意义，并建立了“社会运动框架”，他们将框架从个体的“解读程式”重新定义为集体行动的“解读包”（interpretative package）[38]，即社会运动领袖用来表达诉求、界定问题时所使用的一系列观点、修辞、论述、文本和标记等。[39]社会运动框架的含义是，通过一定的“框架”，社会运动组织或社会运动领袖赋予客观世界和运动所涉事件或现象以特定意义，并通过扮演“信息发射体”的角色对其进行传播与推广，其最终目的在于取得潜在参与者的共鸣，并成功地动员他们付诸行动。[40]虽然新闻框架和社会框架指向的研究对象不同，但都来源于戈夫曼的框架理论，在某种程度上有着相同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范式。社会建构学者在提出“社会真实均由建构而来”的说法后，接着强调人们须透过语言或其他中介结构来处理社会“原初真实”，[41]新闻框架是通过新闻文本来构建新闻事件的真实，而社会运动框架则是通过行动中的各种文本符号形式来建构、承载意义，建构主义是新闻框架和社会运动框架中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新闻框架和社会运动框架都基于认知主义来探讨框架对个体看待事物的看法或思路是怎样形成和改变的，新闻框架被认为可以帮助新闻生产者和读者选择、组织及诠释外界的信息，而社会运动框架的最终目的是框架整合，改变行动者的目标和方向，即改变行动者的原有认知，使其认可框架制定者的思路和理念。[42]另外，有学者将学界目前对框架的概念化途径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功能性的，第二类是注重“框架”概念本身抽象的理论属性的，[43]多数学者对新闻框架和社会运动框架给出的概念属于前者，二者皆注重框架的“功能属性”。
克兰德曼斯曾把社会运动的动员任务概括为“共识动员”（consensus mobilization）和“行动动员”（action mobilization）两方面；威尔逊把意识形态分解为诊断、预后和推理三种观点。[44]社会运动框架建构论的旗手斯诺和本福特以威尔逊的思想为基础，结合克兰德曼斯的观点，将社会运动的框架建构工作划分为三个步骤，同时也是框架建构的三个核心任务：诊断性框架建构（diagnostic framing），明确运动所针对的问题；预后性框架建构（prognostic framing），明确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促动性框架建构（motivational framing），明确具体的行动动机。[45]他们认为，成功的社会运动框架需同时具备这三个要素。
从整个社会运动的高度来说，斯诺将社会运动框架建构过程划分为诊断性、预后性和促动性框架建构三个过程；具体到某个集体行动框架是如何被创造和发展的问题时，斯诺等研究者认为，具体社会运动框架的创造、发展和更新过程可以区分为三组互相交织的过程，分别是：言说过程（discursive process）、谋划过程（strategic process）和竞争过程（contested process）。[46]其中，“框架谋划”最初叫“框架整合过程”（frame alignment process），是框架建构论关注最早和最多的部分，竞争过程次之，言说过程研究最少。斯诺等研究者在《框架整合过程、微观动员与运动参与》一文中提出了框架整合理论（frame alignment theory），框架整合包括四个过程：框架桥接（frame bridging）、框架渲染（frame amplification）、框架扩展（frame extension）和框架转变（frame transformation），具体是指个人与社会运动组织之间阐释性倾向的连接，例如将个体的利益、价值观和信仰集合塑造得与社会运动组织者的活动目标以及意识形态相一致或互为补充。[47][48]在斯诺等人看来，框架整合是社会动员的关键要素，它能够改变行动者的目标和方向，创造出一种有利于集体动员的策略性框架。也有研究者认为，社会行动参与的决定因素不仅仅在于民众是否持有不满，而是这种不满以何种方式被阐释，以及这种阐释如何在社会群体扩散。不满的阐释问题也就是共识动员问题，研究不满的阐释问题有助于理解社会行动当中组织者如何获得支持与参与。社会行动组织者，不仅改造了世界或本身就是世界的一部分，他们也用框架来阐释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框架整合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49]
社会运动不只是一个结构过程，也是一种文化现象。[50]社会运动的框架化过程总是存在于一定的宏观文化情境中，动员者在制造意义和塑造框架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这些情境因素的影响。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框架建构论具有强烈的意志论色彩，即夸大建构主体的主观能动性，同时忽视社会结构因素的制约作用。[51]例如，文化情境如何影响动员框架的形成和发展，成功的动员框架又是否会对文化情境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都被以往的主流框架分析理论所忽视，而是大多将文化情境作为社会运动领袖进行框架化预设的、稳定的背景条件，研究者虽指出文化为社会运动领袖的框架动员提供了工具或资源，但提供怎样的工具或资源，以及如何提供却不是他们关注的重点。[52]近年来，学术界从意识形态、文化、政治结构和媒体等方面来讨论场域对框架建构的研究逐渐增多。
斯诺等研究者的研究表明，意识形态和运动框架是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事物，社会运动的框架建构的过程和效果都会受到意识形态的制约。有研究发现，社会运动在框架建构的过程中会采用特定意识形态的词汇或逻辑作为合法的政治外衣，甚至认为框架建构只不过是意识形态在特定条件下的派生物；但也有研究者持相反观点，认为意识形态有时也会妨碍社会运动框架的构建。[53]关于意识形态与框架建构之间的关系研究总体来说还比较薄弱，缺乏理论阐述。在文化场域角度，以往的框架研究经常忽视了文化的结构性、相应而来的约束性以及主流文化与亚文化的冲突问题。作为一种价值信仰，文化场域会制约框架建构的策略和方向，因此应当注意并揭示文化作为一种场域的限制性。[54]特定时期和地区的社会政治结构也会影响框架建构过程和效果，框架之间的竞争也是政治机会之间的竞争、所获得的资源支持的竞争，但这部分研究至今进展甚微。
本福特和斯诺认为框架建构的效果及影响，取决于框架的内容和实质，并概括了四个方面的变量特征：首先是框架关心问题的识别及归因落点，第二是框架的弹性和刚性、以及包容性和排他性，第三是解读的范围和潜在影响力，第四是共鸣度，共鸣度是框架建构效果的集中体现，甚至是唯一体现。[55][56]目前对于框架建构失败案例的研究比较少，只有斯诺和其学生对框架整合失败的情况做过总结：社会运动提供的框架与目标人群兴趣不匹配或对应程度差、框架的范围过宽或过窄、框架使用过度、框架未能切合受众文化背景和政治环境，上述情况会导致框架整合的失败。[57]
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的社会运动理论已经非常成熟，而中国对集体行动的研究尚处于知识积累和理论建构的阶段。相对而言，通过分析社会运动中的话语、意识形态或符号性活动，使用框架化理论来解释动员结果的研究并不多。[58]对于媒体和社会运动的关系，甘姆森等学者认为，二者是相互依赖的关系，但这种依赖是一种非对称性依赖，运动需要媒体远甚于媒体需要运动，这一事实使媒体能够在交易中获得更大的权力。[59]和西方的社会运动相比，中国语境下社会运动框架形成的特殊性表现为，社会运动框架的建构主要是由媒体承担的，其原因可能是由于中西方媒体与社会运动的不同关系。西方主流新闻媒体对社会运动特别是与意识形态相左的社会运动往往不予报道，当不得不报道时，则倾向于琐碎化与妖魔化，因此，就对现有体制的挑战性程度而言，西方主流媒介具有相当的保守性。而中国媒介通常在运动初期就会努力试图突破种种阻碍做出正面报道，媒体甚至会积极地介入社会运动。[60]现代社会，互联网日益普及，随着社交媒体的兴起，中国的媒介舆论与社会运动框架建构的关联互动效应更加显著。
框架理论自20世纪80年代兴起以来，得到了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们的关注，学者们普遍认为，框架理论的主要贡献是开启了一个重要的分析领域，即：议题、话语和意义是如何被准确地建构、组织并得以展开的。[61]尽管框架理论研究开辟了诸多新的分析领域，引发了学界的极大关注，但也不可避免地招致了很多质疑与诟病。
首先，从框架理论的基本概念问题考量。有学者认为，戈夫曼的框架概念含混模糊，它有时指看待正在发生事情的观点，有时指经验的组织方式，有时又被“固定”于现实中，看上去任何东西只要能被组织或能被分辨，就能够被框架。后来戈夫曼自己也承认对一些概念（如初始框架）的分析过于简单，这意味着，框架概念从一开始就有偏于宽泛的倾向。[62]但也有研究者从另一角度认为，戈夫曼的框架概念能为许多领域接受，仍然说明它揭示了重要的本质现象。[63]潘忠党认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框架分析都是一个理论混沌的研究领域，美国政治学家恩特曼将其概括为“破裂的范式”，虽然有学者认为框架分析是个多范式、研究方法多元化的课题，但并不能解决基本概念混乱的问题，而理论的混沌则与研究问题的杂乱直接相关。[64]由于框架理论定义和概念化上的模糊不清，使得“框架”在研究中的操作化与概念之间时常出现脱节。[65]对于框架分类的现有研究，潘忠党认为，无论具体的实证问题属于哪个范畴，研究者都需要首先确认框架，但目前框架有多种分类，并且这些分类体系各自都不完整，因为这些研究都没有从分析框架的概念出发，以逻辑演绎法，分析在新闻和公共表达中的实践行动，并以此提出分类的层面与标准，因此无法显示不同框架途径或类别之间的理论关联。[66]
其次，从个体框架与社会的政治、历史与制度的关系角度考量。有批评者指出，《框架分析》这本专著存在的最大问题是论述脱离了与现实世界的互动，戈夫曼对于框架的分析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关于历史的社会关系、多样化的阐释等信息，而是将互动僵化到一个单一的“框架”中，忽视了不同个体在具体情境中的多样性。[67]盖伊·塔奇曼（Gaye Tuchman）认为，相较于关注社会组织本身，戈夫曼更为关注经验的弱点以及经验社会组织的弱点，其研究的最终落脚点是人的主体性问题。[68][69]传播学者凯瑞（James W. Carey）指出，对于政治、理性、权力及社会变迁的回避，是芝加哥学派符号互动论学者的共同特点，这种回避在戈夫曼那里也不例外。[70]有研究者认为，主流社会运动框架研究对文化情境关注不够，难以回答“社会运动领袖如何确定他们的动员框架能得到动员对象的共鸣”等问题，这些研究倾向于认为社会运动组织或社会运动领袖可单方面地决定框架内容，并总能策略性地塑造成功的动员框架。至于文化如何影响框架化、人们如何理解动员框架，以及他们是否可能对动员框架做完全不同的解读，主流研究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充分。[71]黄旦则认为，由于没有对意识形态作出界定，Hertog和Mcleod事实上也没有彻底说清框架与意识形态、文化的关系。[72]所以，这种区分更富启示意义的不在于概念本身，而首先是强调框架的形成要以原存框架为基础，是在现有种种文化框架内的互动与采择。[73]
再次，从研究范式角度考量。在效果研究领域内，框架分析往往遵从行为主义范式，分析受众接受媒体框架后所进行的心理活动以及做出判断和决策的心理机制，不关注与媒体框架相联系的一整套政治和文化环境，也没有特别重视权力因素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有学者批评近年来的框架分析忽视了权力因素、失掉了批判立场；也有学者持相反观点认为，框架概念本身涉及多种含义，框架分析是一个多范式的研究领域，应该容许多样化研究的存在和交锋。[74]学者里斯（Stephen D. Reese）在《框架构建的设计：修正媒介研究的一种桥接模式》一文中认为，框架构建不应该被视为一个统一的范式，而应该成为一座可以嫁接不同研究领域的桥梁，不管是定性的还是定量的，是实证的还是解释的，各种研究都可以通过框架构建实现对话和交流，框架构建本身就是一种具有整合性的理论模式。[75]
最后，从研究层次考量。使用新闻框架的实证分析较多，对新闻框架理论本身研究比较少，研究缺乏分析性，新闻框架的工具性特质较为明显。目前国内使用新闻框架理论进行媒介文本分析的研究较多，但普遍以实证分析为主。研究方式基本为，引用国外比较成熟的实证研究模板，结合国内时事热点，将内容套进框架分析的模板，理论探讨不足。国内目前对框架理论的探讨仍是分散在期刊论文或某些著作的篇章中，较少有解释框架理论的专著。[76]框架研究将分析文本作为核心内容之一，[77]但就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如何实证地考察话语的文本，仍是框架分析的瓶颈。很多新闻框架研究重点落在文本分析上，但是，研究者往往不考虑所分析的是什么行动者在什么场景形成的话语，而是孤立地将新闻框架作为工具来分析。因此，这种对新闻文本的框架分析很少超越简单的描述。[78]框架分析虽已成为传播学的核心关注点之一，但传播学对框架分析的理论贡献甚微，也未引发传播学内的理论突破。如何进行框架分析，以及框架分析作为一种理论和方法的取向适合回答什么样的研究问题，仍然很模糊。
此外，还有学者质疑社会运动框架理论具有静态化倾向、精英倾向，其现有研究关注的“是框架而不是框架建构”，对不同种类的社会运动框架描述较多，而对框架建构的动态过程关注较少。还有学者质疑现有研究只注重社会运动中的精英组织者的框架建构活动，而忽视普通民众的作用，但作为带有互动特点的框架建构过程，普通民众对框架的理解方式也会对社会运动产生重要影响。[79][80]
总之，框架理论仍然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并厘清。如：（1）不同学科领域对于框架理论的研究存在割裂现象，框架理论需要学科之间的沟通与对话，回归戈夫曼的思想对框架理论重新审视，将认知框架、叙事框架、新闻框架和行动框架四个层次做到有机整合。（2）需要重新回归框架理论的心理学渊源，从心理学的检验机制考察在不同框架下，人们的认知如何与文本、组织进行互动。（3）需要考察框架对公共商议和行动过程的结构作用；分清在什么条件下会同时存在多个框架，以及它们之间特定形态的交锋，将如何导致商议和行动的成功或失败。（4）从符号学和话语分析的角度理解框架理论，对与话语网络、不同话语体系相关联的结构网络，以及话语者的社会关系网络之间是如何互动的，乃至框架是否意味着建立这些不同网络的某部分间的特定组合。已有的关于传播网络与日常政治讨论的研究显示，这应当是极有理论潜力的研究课题。（5）需要考察通过互联网展开的资讯呈现、搜索和制作活动如何一体化，如何因此使框架过程更加多元，使框架的区分、连接、拓展、解体以不同形态发生，并因此而影响公共商议的内容、结构和效果。[81]
（郭小安，重庆大学新闻学院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
霍凤，重庆大学法学院新闻法方向博士研究生）
[1]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网络时代共意性社会运动的媒介动员机制研究”（批准号：15BXW041）的阶段成果，主持人：郭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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