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关系学相较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门，是一门相对年轻许多的学门。晚至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术界才开始研究公共关系学。[1]至于海峡两岸，学术界对于公共关系学的探讨则开始得稍晚一些，大约是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才展开。在台湾方面，公共关系的运用虽然存在已久，但是公共关系产业的兴起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到了90年代更加蓬勃发展。台湾最早发表公共关系论文的学者是郑贞铭，他在1969年时已经开始撰文探讨公共关系学。早先台湾的公关研究论文主题以“宣传”为主，90年代之后因为开始引进美国的整合营销与关系管理等论述而更加多元（黄懿慧，2003），一些学者不仅承袭了美国的学术精华，更试图深化理论，例如黄懿慧师从管理学派大师格鲁尼格（James E. Grunig），并将其学说进一步发扬光大。中国方面，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成立了“中国公共关系研究课题组”，拉开了公关研究的序幕，自此之后，公关研究的诸子百家之言持续引入。从1986年开始，中国内地也出现了公关热潮，在1989年达到顶峰。在其后几年，公共关系学界展开了一场正名与寻求合法性的思索，希望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一方面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另一方面则参照在地的实际需求，提出了“关系生态说”“真善美观”等论述。[2]
经过几十年的中外发展，公共关系在迈入21世纪之际，不仅在产业方面已经有了非常健全的发展，而且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呈现了百花齐放的多元精彩。美国公共关系学者Toth曾将公共关系研究划分为语艺／批判与系统论两大类。[3]台湾传播学者黄懿慧在前述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公共关系研究区分为三个不同的主流典范。首先是“系统论（或管理）”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为格鲁尼格夫妇；其次是“语艺／批判”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为E. Toth及R. Heath；最后是新近越来越受到重视的“整合营销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来自于美国西北大学与科罗拉多大学。[4]然而，与此同时，公共关系学的发展也遭遇了一些瓶颈与挑战，必须重视与省思。这些瓶颈与挑战反映在很多层面，但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以下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公共关系学在当代公民社会中的进一步运用。有公关研究者就指出：“公关话语中的关键词—公共、关系、沟通、理解、协调、形象、信任、认同和发展等，皆属迷人的概念”，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一引进中国大陆就受到了知识分子与青年人的欢迎。[5]然而，知识分子与青年人想要追求的其实可能不只是关系管理，而是更进一步的现代性价值与启蒙，甚至“承载着人们对自我命运和国家前景的朦胧、浪漫的想象，知识分子和青年人相信在公共讨论中可以成就个体价值、影响国家现代化进程”。[6]对于公共关系发出这样的期望，其实超越了公共关系学与术的传统范畴，而是从“公共”二字望文生义，直接进入了德国大思想家哈贝马斯（Habermas）对于“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论述。虽然这样的期望似乎不属于传统概念中的公共关系范畴，但是公共领域为什么不可以是公共关系的范畴呢？这其实是一个值得严肃思考的课题。
第二个层面与第一个层面其实息息相关，这就是：公共关系学在哲学层面应该如何向下扎根。早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的几位学者就已经指出公关界很少谈到哲学，引起了许多公关学者的省思。例如，Pearson在其博士论文中就对此进行了讨论，[7]公关学者L. A. Grunig也呼应了公共关系学欠缺形而上学论述的质疑，并且认为哲学应该是公共关系未来的研究愿景。[8]
学者黄懿慧指出，回顾20世纪90年代台湾的公共关系学研究，与理论／学术主题有关的论文最少，比例仅仅为一成，到了1997年以后每年只有一两篇；相较来看，实务类研究屡创新高，反映出公共关系研究只着重“解决实务问题”而非“向理论扎根”，这对公共关系学的发展形成隐忧，危及学门的“学术力”与“正当性”。[9]
尽管公共关系学很少谈到哲学议题，却不等于没有哲学。公共关系学的发展有其历史脉络。举例来说，美国的公共关系发展与企业需求密切相关，其他国家与地区也大致相似。尽管公共关系的滥觞最早可以追溯到三四百年以前，但是直到19世纪末期，美国的大型企业随着资本市场的成熟而兴起，尤其铁路等大型企业面临罢工风潮，才让社会各界体认到工人与群众的重要性，从而致力于沟通，并且正式使用了“公共关系”一词；后来更因为新闻媒体进入了对企业挖掘丑闻的“扒粪时期”（The Muckracking Era），迫使企业不得不陆续成立公共关系部门。20世纪50年代之后，公共关系在美国等国家越见普遍，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开拓国际市场时把公共关系论述带到了世界。[10]
这样的发展历程，必然使得公共关系学优先关心实用的经验层面。公共关系先从企业界发端，其后才扩及至其他部门。传播学者孙秀蕙也直指核心强调：“公共关系在近百年来的发展，事实上与资本主义制度社会的经济荣枯息息相关。”[11]其结果就是如学者Bivins所指出的：公共关系学的教科书很少写到关于哲学性的议题。[12]
传播学者赖祥蔚指出：当代的公共关系学虽然很少谈到哲学，其实却存在着隐而不显的哲学基础，这便是资本主义的运作逻辑，包括关系管理与整合营销这两大公共关系的主流学派，其实都是在不知不觉中，默默服膺了资本主义哲学。[13]赖祥蔚进一步指出，公共关系学应该回到公民社会的本质，以人本主义取代资本主义，进而从社群主义中去找到公共关系学的哲学养分。[14]陈先红则从新媒体背景结合生态学来重新思考公共关系学的本体论。[15]尽管如此，针对公共关系的哲学探讨仍然相当有限。
前面两大层面的公关瓶颈与挑战，虽然不同源，在当代却必然合流。这是因为，当代社会的发展困境，必然会触及更深刻的思想层面，而哲学本来就是所有思想的基础，自身就具有超越时间和空间的价值。既然如此，每当人类或是社会发展遇到困境，当然就是哲学发挥功能的时刻，所有学科都是这样，公共关系学也是如此。
本研究将回顾并检视哲学在公共关系学的意义与相关学术研究成果，进而试着为公共关系学的哲学提出新的想象。以下将依次对公共关系学哲学进行回顾与思考，探讨社群主义作为公关哲学的意义，再从桑德尔（M. Sandel）的论述出发，探讨正义哲学与公共关系学哲学之间的联结性。
哲学的诞生，源自于人类的理性与思考。事实上，人类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生命形态，也正在于人类会进行理性的思考，而且会进行形而上的抽象思考。正因如此，才有哲学的诞生。人类社会离不开哲学，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乃至于自然科学研究也都离不开哲学。
哲学这个词的英文Philosophy是从古希腊文发展而来的。本来是两个词，一个是Philia（爱），另一个是Sophia（智），两个词结合成一个新的词“Philosophy”，也就是哲学。从字面意义来看，哲学就是“爱智”，因此哲学可以说是一门爱好智慧的学问。
尽管哲学已经是一门重要学问，但是西方主流的新闻传播学界过去一向比较少关注思想史，更遑论形而上的哲学议题；整个新闻传播学界都这样了，公共关系学界也是如此。
形而上学等哲学是任何学门的基础，没有哲学，学门就欠缺正当性。新闻学者潘家庆、罗文辉、臧国仁指出：“我们这个学门中，迄今没有有分量的传播哲学思想论述。”五年之后，新闻学者陈世敏也对此提出呼应，他同时也感叹：“传播学术界对于这个学门的‘知识历史’一无所知，那才可怕。”[16]陈世敏进一步指出：新闻传播史和思想史的研究，不但涉及了学门的主体性，也涉及了社会的深层文化，这是任何学术要走向“本土化”都无法回避的主体课题。[17]新闻学者翁秀琪则具体指出传播学门的“历史性”面向应该要包括五种取向：传播思想史、批判的政治经济学、事业史、组织史、口述历史；她所归纳的传播思想史应该探讨的内容，重点之一就包括“科学哲学、典范及典范变迁、影响传播学门的重要哲学思潮溯源及重要（核心）概念的爬梳”。[18]
尽管在20世纪90年代华人新闻传播学界对于重视哲学已有呼吁，在最近这十几年，也有比较多的传播学者进行新闻传播思想的相关探讨，但大多都是采取传记式或是介绍式的文章写作，少有学术论文，而且关注的对象与焦点还是以实证主义学派为主。[19]
在早先虽然也有新闻传播思想的研究，但因为是冷战时期的产物，具有比较浓厚的意识形态与宣传色彩。近年来，海峡两岸新闻传播学界关于新闻传播思想史的研究与专著渐渐增多，其中有不少更试图聚焦于本土特色。比如，张昆的传播思想史著作从柏拉图谈到了毛泽东；[20]许正林关注欧洲传播思想史，从希腊谈到了当代；[21]有传播学者积极探讨中国固有的传播思想，如金冠军、戴元光主编的《中国传播思想史》足足有四大册，篇幅可观；还有关绍箕独力完成撰述的一部《中国传播思想史》。除了专著之外，在学术论文方面，传播思想史也有不少收获，其中虽有一些比较偏向于典故漫谈，但是也有具有精彩洞见的学术论述。
新闻传播思想史虽然已经开始对于“知识历史”进行回顾，但这还不是真正的哲学探讨。到底什么是哲学？或许可以参考社会学者的思考与归纳。社会学者Craib指出：所有社会科学研究的核心都涉及了以下这几个层面的重要问题：第一，世界的性质：世界存在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会有什么不同形态吗？这些问题其实涉及了本体论（Ontology）；第二，认识或解释的性质：如何对于世界或是其他研究主题获得认识与解释？从认识与方法来看，应该具备什么逻辑结构？又应该提出什么证明？这些问题涉及了知识论（Epistemology）与方法论（Methodology）。[22]
传播学者Mary John Smith在其探讨传播研究方法的专著之中，特别强调了学术典范的重要性。所谓的典范，最早是由美国物理学者Kuhn在1962年提出系统论述，因而广受各个学门的注意与重视。典范，又被译成范式，其实就是学术之“学门矩阵”的同义词，意指一组共享的世界观或概念模式。以此为指南，才可以定义学术研究与调查如何进行，并且决定什么问题值得问，以及什么资料是提供解答所必需。Smith将自然科学界所提出、社会科学界广泛接受的典范概念移植到了传播学界，并且归纳强调，所有学门的典范都必须要有四大构成要素，这四大构成要素就是：本体论、知识论、形而上论（metatheory）以及方法论。进一步来看，对于传播学门来讲，本体论是关于传播者与传播过程本质的信仰；知识论乃是研究与认识此一主题的适合方式；形而上论是适合的解释种类；方法论则是最适合的研究方法与技巧。典范还具有两个特色：首先，四大构成要素之间具有阶层性，而且彼此互有关联；其次，这四大构成要素仅仅是一种学术上的假设，是一套共享的信仰，未经证实而且也不可证实，因此典范没有是真是假的问题，其适用的情况取决于三点考量：第一是内在的一致性，第二是详尽性，第三则是实用性。就此来说，典范所关切的四大构成要素，其实就是学门应有的哲学内涵，这不仅是学门应有的基础而已，而且也具有实用的价值。[23]
虽然主流的公共关系学界很少谈到哲学，而且被认为这其实是对于资本主义哲学的默然接受，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很早就强调：公共关系的本质其实就是社会关系。例如，Kruckeberg和Starck就强调社群感的重要性，要求公关人必须培养从业者与顾客之间的社群感（a sense of community）。[24]对于公共关系应该强调社群感的呼吁，引来Leeper的回响。[25]公共关系学权威Grunig和White指出：公共关系的前提乃是致力于整合组织之社会结构与文化。[26]所谓组织，固然可以是公司机构，也可以扩及整个国家与社会。这么一来，公共关系学的意义与范畴当然就扩大到整个国家与社会了。
事实上，前述学者所提及之公共关系学的社会本质与特性，不仅在当代的发展中可以找到迫切的需要性，也早在人类历史中登场。古代的哲学家们很早就曾经指出：人类是社会性的动物。既然如此，如何在日渐庞大的社会之中继续维系社群感与社会的质量，这就有赖于公共关系的学与术。尤其到了社会发展快速的现在，科技进步所带来的社会疏离感问题已经广泛受到注意，当人类在享受进步所带来的成果之时，也已经开始尝到后遗症的苦果，这时候公共关系学与其社群属性就更得以彰显了。
进步所带来的后遗症，当然不只是社会的疏离感而已，或许还有更严重的社会普遍危机。在省思当代社会发展的困境时，现代性在发展之中必然会消解、否定了自己，于是形成“后现代性”。当社会面临的风险挑战程度升高，则更会造成“风险社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之下，更显示出公共关系学的重要性。在当代社会，风险分配的逻辑取代了早前的财富分配逻辑，“在风险和危机的语境下，达成共识与建立信任，成了政府、企业和其他社会组织专门性、系统化的迫切需求”；因此“重建现代性就是要平衡诸如真与美、技术与道德、知识与信仰、人与自然的关系”。[27]
从现代性到后现代性，社会日渐繁复，人类必然感觉到迷惘。知名的美国社会学者密尔斯（Mills）指出：人们急需的，以及他们自觉有需要的，乃是一种能够帮助他们运用信息和发展理智的能力，以使其清晰扼要地了解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他们自己又将变成怎样的人。而我要提倡的正是这种能力，这是记者、学术工作者、艺术家、一般大众、科学家和编辑们都将希望拥有的一种心智特质，或许，可以称为“社会学的想象”。[28]其实这些想法不只适用于社会学，更适用于公共关系学。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Politics）的首篇曾经提到一句名言：“人在本质上是政治的动物（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所谓政治的动物，不能按照字面意义理解，其本意指的是人类必须过群居生活、形成政治社群的动物，因此亚里士多德所强调的，其实主要在于人类是社群动物，必须过社群生活，这也正是社会之所以必然组成的原因。[29]
历代哲学家对于社群的关切与讨论颇多，不过，当代对社群最主要的讨论来自于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社群主义的主要阵营在英国与美国。新自由主义的主张引起了许多批评，其中一些学者特别针对新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基础提出批判。例如，罗尔斯提出“无知之幕”（veil of ignorance），强调每个人在原始状态下状况都一样，不受任何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与家庭传统条件的影响，乃是先于社会而存在。有些学者认为，新自由主义颠倒了个人与社群的关系，因为自我价值并非先天存在，而是由社群的历史文化所形成的。社群主义的理性，其实是一种自我发现的能力，因为只有当个体能够回答“我是什么”“我在现实中担当什么角色”，才能进而回答“我应该做什么”的问题。[30]自我的本质具有社会构成性；个体不只是由社会构成的，也能参与认同的构成。前述这些论述被统称为社群主义。
归纳来看，社群主义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包括方法论与价值观。方法论部分，社群主义批评自由主义的方法论是个人主义或原子主义，至于社群主义本身则强调社群，因此在方法论上是集体主义。价值观部分，自由主义最看重的是个人的自由权利，而社群主义则强调公共的善与公共利益。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包括桑德尔、麦金泰尔（MacIntyre）、瓦尔泽（Walzer）以及泰勒（Taylor）四人。
亚里士多德以降等哲学家强调的社群德性概念，以及当代政治学界提出的社群主义，适合用来作为公共关系学的哲学基础。赖祥蔚认为，这可以弥补当前公共关系学的哲学缺口，而公共关系所能发挥的作用，则是帮助社群成员对于社群与自我进行了解，因而促进追求公共的善。既然如此，社群主义的概念得以帮助公共关系学超越过去被批评为只为企业服务的缺点，并且有助于公共关系学强化其学术正当性。赖祥蔚进一步强调：公共关系学不应该只是服务资本主义，也不应该只是一门应用传播学；公共关系学哲学应该立基于以人为本的社群主义，以此协助个人、企业、非营利事业以及公部门等，一同厘清自我角色、社群认同与服膺的价值，以及可发挥的社会贡献，同时协助行为者对内与对外进行沟通，以求重新进行社会定位，迈向更高更大的善。[31]
结合社群主义来充实公共关系学的哲学基础，确实有助于公共关系学的向下扎根。然而，前述诉求提出之后，转眼十年，相关的回响不算太充分，这也显示了先前的主张与论述或许仍有不足之处。接下来本文将进一步结合桑德尔对正义的论述，来进一步强化公共关系学的哲学基础，同时探讨可能的落实面向。
桑德尔是社群主义的代表学者，身为哈佛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的他，在英国牛津大学师从泰勒时所撰写的博士论文，后来成为他第一本成名著作《自由主义及正义的局限》（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主题就是批判罗尔斯的正义论。桑德尔认为，自我必然受到各种归属（attachment）的影响，因此应该以“构成性的自我”（a constitutive conception of the self）或“互为主体的自我”（a inter-subjective conception of the self）取代先验的自我。[32]
从1980年开始，桑德尔在哈佛大学以“正义”为课程名称讲授通识课程，选课人数屡创新高。2009年课程上网公开之后，更造成轰动。此后，桑德尔将课程内容撰写成多本畅销著作，并且受邀至各国演讲。以下将回顾功利主义以降的思想家们对于正义的讨论，再汇整桑德尔在其著作中的论述，进而思索公共关系学的哲学与未来发展。
桑德尔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评重点在于后者太过于看重个人主义与个人权利，以致忽略了社群与共善。尽管新自由主义大将罗尔斯后来强调他指称的原始状态中所谓的人人情况都一样只是理论假设，并非实际如此，但是这仍未正面回应桑德尔对其太看重个人主义与个人权利的质疑。从社群出发，如何实践正义与追求共善？桑德尔在后来几本著作中一再借由案例加以阐释。
桑德尔将正义论述区分为两大派别：一派只追求最佳后果；另一派则不只求后果，还要尊重某些基本的权利和义务。[33]回顾近代思想家对于正义的思考与论述，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英国思想家边沁在1780年出版《道德与立法原理》阐释其主张，他认为社群只是个假想的团体，只是所有个人的加总，因此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快乐就是正义。由于此一论述可能危及少数人的权利，英国思想家密尔1859年出版《自由论》提出在个人权利与功利主义之间寻求和解，认为只要不妨碍别人，人人皆有为所欲为的自由，这样才能追求长远的功利最大化，这也是意义最恢宏的功利。密尔认为，维护个人自由可以提升整体的社会福祉，在言论自由方面则表现为尊重异议，因为异议可能对，可能一部分对，而且也有助于防止真理僵化或是避免社会变得笨拙。依循此一思路，又产生“自由至上主义”（Libertarianism）的思想，强调完全的市场放任。例如，海耶克1960年的著作《自由的宪章》与弗里德曼1962年的著作《资本主义与自由》对此都颇有阐述。诺齐克1974年出版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也有许多讨论。
自由至上主义结合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之后，逐渐使得市场成为决定一切价值分配的标准，这正是桑德尔深感忧心的现象。桑德尔归纳指出，对于正义有三种不同的出发点：第一是强调福祉，其代表思想为功利主义；第二是强调自由，其代表则是自由至上主义；第三则是强调美德。强调美德的正义论述正是桑德尔等社群主义者从社群出发所呼吁追求的共善。
桑德尔指出，把一切都交给金钱或市场决定，会有两大问题：一是不平等，另一则是腐化。桑德尔强调有一些美德不能通过金钱交易，他援引卢梭1762年的著作《社约论》指出：把国民义务变成商品，不仅不会增加自由，还会动摇自由的基础。[34]
针对不能通过金钱交易的美德，桑德尔举出许多例子，例如人类尊严、母爱与投票等。不过桑德尔也指出：“在民主社会中，哪些是公民对彼此应尽的义务？这些义务是怎么来的？不同的正义论会提供不同的答案。”
对于人类的尊重，引出了桑德尔强调美德以及对于正义的主张。人应受尊重，物可交易，这是道德上的最基本差异。对于这种思想，头号捍卫者是德国思想家康德。康德认为，人有其尊严，因为人是理性动物。康德1785年出版的《道德的形上学基础》批评功利主义，强调道德就是尊重人。他提出了两大质问：什么是道德的最高原则？什么是自由？他认为道德的关键是动机，自主乃有自由，自觉有此义务而去做就是道德。他也认为道德原则不可能来自于实证，原始契约纯属想象，但却是社会发展的基础。洛克的《社约论》认为，人民对社会契约给了默然同意；康德则是诉诸假想同意，法律制定得仿佛全民同意就有正当性（桑德尔，2009）。两个世纪后，罗尔斯对于原始契约有了更具体的阐述。罗尔斯在1971年出版的《正义论》中，提出“无知之幕”作为原始契约的订定前提，他强调分配正义不是为了奖励道德应得（moral desert），而是确保游戏规则建立之后的合法期望；因为天赋分配与出身等社会条件本来就不公不义，这些只是自然事实，所谓的正义是体制处理这些事实的方式能否造福公众。
新自由主义有利于市场经济的繁盛，甚至已经进入了生活的各个层面。桑德尔忧心地指出，现在政治中最欠缺的重大辩论，是关于各种市场所扮演的角色及范围。他所关心的其实是市场对于美德的破坏。有这种感触者颇多，英国经济学者贺许（Fred Hirsch）很早就强调市场会祸害非市场基准。桑德尔指出，在决定要将某项财货商品化时，不仅要考量效率及分配正义，更要考量市场基准会不会排挤掉非市场基准，这也是社会损失。举例来说，付钱鼓励读书，把读书的内在诱因变成赚钱，排挤掉了读书的内在动机。芝加哥大学经济学者李维特（Steven D. Levitt）及杜伯纳（Stephen J. Dubner）在《苹果橘子经济学》一书中也提到：道德代表的是世界理想的运作方式，而经济则代表实际的运作方式。
相较于中国内地被认为在2003年的非典型肺炎之后进入了危机社会，美国则是在2007年发生金融海啸之后，动摇了公民对于市场万能论与其道德性的看法。桑德尔强调的正义哲学，就是在市场主宰社会的当下，重新思考正义，进而挽救被腐化的社群道德。桑德尔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指出，身为公民与追求美德密不可分，正义社会需要公民一起进行具有道德参与的良善思辨。桑德尔的正义哲学与道德良善诉求，可以成为公共关系学的哲学基础，主要的公共关系学派别都可以从中获得哲学激荡。例如，管理学派可以因为有了正义思辨而使得关系管理更具有正当性；整合营销学派可以跳脱商业营销的层次，进入社会公民价值的追寻与营销；修辞学派可以立足于思辨正义的高度；而桑德尔正义哲学对公民身份的关切，更与批判学派的诉求契合。
进一步来看，公共关系学的本体，应该是思考社群的存在价值与意义，也就是立足于企业、社区、都市乃至于民族与国家等社群，引领社群成员思考这个社群最想要呈现的是什么样的样貌，各个成员又希望扮演什么角色，从而协助社群追寻美德。当然，所谓美德将因社群的不同历史文化传承而有所差异，也会随着时间流转与不停思辨而产生演变。在正义哲学之下，公共关系学的本体是社群正义与美德，至于认识论与方法论则是如何追寻与认识社群对其专属美德的想象，从而实践美德，这也是公共关系学哲学的想象。
哲学关切的其实就是生活的本质。公共关系学因为发展历史与资本主义及市场经济紧紧相关，因此过去重视实用，少提哲学，也因此默认了资本主义的运作哲学。过去一段时间以来，虽然有不少学者开始重视公共关系学欠缺哲学基础的问题，但是相关的探讨一直不多；虽然有一些学者试图从社群去重新建构公共关系学及其哲学，但是所引起的讨论还不够深入。最近几年，随着“非典”与金融风暴等重大事件的发生，公共关系学的意义与哲学性再度受到注意，在此同时，社会各界也越来越关心正义的思辨。美国学者桑德尔从社群出发提出的正义哲学，正是公共关系学需要的哲学基础，有助于公共关系学的各个学派站在正义哲学的基础上，重新思考公共关系学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等哲学课题，从而强化学门的学术性与正当性。(www.xing528.com)
美国学者Gandy曾经批判指出，公共关系的角色时常沦为帮助权力精英使其世界观获得大众接受。[35]在引进了社群主义的正义哲学之后，公共关系学当可完全改变先前被批评的面貌。目前，社会在科技的快速发展之下，面对了诸多危机，尽管如此，各国公民却还没能完全重新思考社群与个人的意义，更遑论美德。尽管2011年出现占领华尔街运动，强烈批判资本主义，轰动一时，但是政治上，还是没有针对市场的角色及范围进行严肃的辩论。从正义哲学出发，协助社群重新检视其应有美德并且避免过度市场化，当为公共关系学未来的重要思考课题。
（赖祥蔚，台湾艺术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教授）
[1] 黄懿慧．西方公共关系理论学派之探讨：90年代理论典范的竞争与辩论［J］．广告学研究，1999（12）：1-38.
[2] 陈先红．关系范式下的公关研究［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
[3] TOTH E L. The case for pluralistic studies of public relations： rhetorical, critical, and systems perspectives ［G］． TOTH E L, HEATH R L. Rhetorical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to public relation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1992： 3-15.
[4] 黄懿慧．西方公共关系理论学派之探讨：90年代理论典范的竞争与辩论［J］．广告学研究，1999（12）：1-38.
[5] 胡百精．中国公共关系30年的理论建设与思想遗产［J］．国际新闻界，2014（2）.
[6] 胡百精．风险社会、对话主义与重建现代性—“非典”以来中国公共关系发展的语境与路径［J］．国际新闻界，2013（4）.
[7] PEARSON R, ALBERT J. Sullivan’s theory of public relations ethics ［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1989, 15(2)： 52-62.
[8] GRUNIG L A. Toward the philosophy of public relations ［G］． ELIZABETH L T, ROBERT L H. Rhetorical and critical approaches to public relations.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1992： 65-92.
[9] 黄懿慧．90年代台湾公共关系研究之探讨—版图发展、变化与趋势［J］．新闻学研究，2001（69）：51-86.
[10] 林静伶，吴宜蓁，黄懿慧．公共关系［M］．台北：台湾空中大学，1996．郑贞铭．公共关系概论［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公司，1999.
[11] 孙秀蕙．公关人员与媒体之间的互动模式对于议题管理策略的启示—以非营利性的弱势团体为例［J］．广告学研究，1996（8）：153-174.
[12] BIVINS T H. Handbook for public relations writing ［M］． Lincolnwood, Ill.： NTC Business Books, 1988.
[13] 赖祥蔚．公共关系学哲学的政治经济分析［J］．理论与政策，2004（68）： 25-41.
[14] 赖祥蔚．公共关系学想象：社群主义观点［J］．新闻学研究，2004（80）： 127-158.
[15] 陈先红．以生态学范式建构公共关系学理论［J］．新闻大学，2009（4）.
[16] 陈世敏．导言：十字路口还是分水岭？［J］．新闻学研究，1999（58）：241-244.
[17] 陈世敏．半世纪台湾传播学的书籍出版［J］．新闻学研究，2001（67）： 1-24.
[18] 翁秀琪．多元典范冲击下传播研究方法的省思—从口述历史在传播研究中的应用谈起［J］．新闻学研究，2000（63）： 9-33.
[19] 赖祥蔚．言论自由与真理追求［M］．台北：台湾五南图书公司，2011.
[20] 张昆．中外新闻传播思想史导论［M］．武昌：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21] 许正林．欧洲传播思想史［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22] 廖立文．当代社会理论—从派深思到哈伯玛斯［M］．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86.
[23] SMITH M. Contemporar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Methods ［M］． Wadsworth Pub Co, 1988.
[24] KRUCKEBERG D, STARCK K. Public relations and community： a reconstructed theory ［M］． New York： Praeger, 1988.
[25] LEEPER K A. Public relations ethics and communitarianism： a preliminary investigation ［J］． Public Relations Review, 1996, 22(2)： 163-179.
[26] GRUNIG J E, WHITE J. The effect of world views on public relations theory and practice. Manuscript submitted for publication ［C］ , 1990.
[27] 胡百精．中国公共关系30年的理论建设与思想遗产［J］．国际新闻界，2014（2）.
[28] 张君玫．社会学的想像［M］．刘钤佑，译．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5.
[29] 江宜桦．政治社群与生命共同体：亚里士多德城邦理论的若干启示［G］．陈秀容，江宜桦．政治社群，1995： 39-76.
[30] SANDEL M. Liberalism and the Limits of Justice ［M］． Cambridge University, 1982.
[31] 赖祥蔚．公共关系学想象：社群主义观点［J］．新闻学研究，2004（80）： 127-158.
[32] 俞可平．社群主义［M］．台北：风云图书公司，1999.
[33] SANDEL M. Justice： what’s the right thing to do? ［M］．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9.
[34] SANDEL M. Public Philosophy： Essays on Morality in Politics ［M］．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5] GANDY J R, OSCAR H. Public relations and public policy： The structuration of dominan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G］// PUTNAM L L, PACANOWSKY M. Communication and organization： An interpretive approach. Beverly Hills, CA： SAGE,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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