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身份和族裔散居：探索身份多样性

斯图尔特·霍尔

导读

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1932—2014）的《文化身份与族裔散居》一文以加勒比地区移民社群的文化身份的构成状况为例，探讨了一种开放的文化身份观，即文化身份并非一种先验的、本质化的存在，而是通过社会、文化、宗教、种族等的发展和沉淀建构而来的历史性产物，并处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

霍尔首先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文化身份观。一种是本质性的身份观，以寻找“同一性”为原则，如隶属同一个种族、性别、社会阶层，或拥有相同的历史经验和文化传统，这些人集合而成一个共同体，使用同一个文化身份，分享共同的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等，所谓“加勒比性”“黑人性”就是这种认同的产物。这种文化身份往往根植于对过去的重述，在重组殖民地的历史和文化、抵抗殖民话语的侵略方面起到了一定作用。另一种是差异性的身份观，强调差异、断裂、非连续性，强调文化身份不是本质而是一种定位，这种定位源于我们对“过去”的叙事方式，方式不同，身份就不同。如此一来，文化身份就是一种相对的、不稳定的存在，并且永远处在建构的过程之中。与大写的Culture Identity不同，差异的文化身份观是复数（culture identities），一个人可以拥有多重文化身份，如一个非洲男子，按种族来分，他是有色人种；按性别来分，他是男性；按宗教来分，他信奉天主教；按社会阶层分，他属于中产阶级；等等，不同的身份之间碰撞、协商，乃至针锋相对，构成了个体独特的文化身份。霍尔倾向于此种文化身份观。

霍尔认为加勒比人的文化身份是由两种截然相反的向量作用而成的，即前述本质性的求同的向量和异质性的求异的向量。霍尔用“求同存异”的差异原则对加勒比人的文化身份进行了重新定位。他认为加勒比人文化身份的建构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在场：非洲的在场，欧洲的在场，美洲的在场。“非洲的在场是被压抑的场所”。“非洲”是加勒比人不可言说的“想象的共同体”，构成加勒比人文化身份中的同质性向量，但需警惕把“非洲”本质化的趋向，霍尔认为不存在作为身份本源的、稳固不变的非洲。欧洲在场是权力的在场，曾经的殖民权力正在消退，但欧洲权力的退场并不意味着非洲能回到纯洁、远古的过去，混合已经发生，欧洲在场成为加勒比文化身份构建的异质性向量。美洲的在场——新世界的在场，“是多样性、混杂性和差异的开始”，是族裔散居开始之地，“移民社群的身份是通过改造和差异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以更新自身的身份”。历史和文化在神话、幻想、记忆中被我们重构，内在于历史和文化之中的文化身份同样在差异、混杂中生产并再生产，并且成为一项文化实践。

［文献］

描写加勒比海的一部新影片问世了，它加入其他“第三类电影”的行列中。它相关于，但又不同于描写散居在西方的非裔加勒比（和亚洲）“黑人”的生动影片或其他视觉再现形式。这些黑人是新的后殖民主体。所有这些文化实践和再现形式都把黑人主体置于中心，对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问题提出质疑。谁是影片中刚刚出现的新的主体？他／她从哪里说话？再现实践总是把我们说话或写作的位置——阐述的位置牵连进去。最近的阐述理论指出，虽然我们“以自己的名义”讲述自身和自身的经验，然而，讲述的人和被讲述的主体决不是一回事，决不确切地在同一个位置上。身份并不像我们所认为的那样透明或毫无问题。也许，我们先不要把身份看作已经完成的、然后由新的文化实践加以再现的事实，而应该把身份视作一种“生产”，它永不完结，永远处于过程之中，而且总是在内部而非在外部构成的再现。这种观点对“文化身份”这个术语的权威性和真实性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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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身份”，至少可以有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第一种立场把“文化身份”定义为一种共有的文化，集体的“一个真正的自我”，藏身于许多其他的、更加肤浅或人为地强加的“自我”之中，共享一种历史和祖先的人们也共享这种“自我”。按照这个定义，我们的文化身份反映共同的历史经验和共有的文化符码，这种经验和符码作为“一个民族”的我们提供在实际历史变幻莫测的分析和沉浮之下的一个稳定、不变和连续的指涉和意义框架。这里所说的“一”是所有其他表面差异的基础，是“加勒比性”、是黑人经验的真实和本质。加勒比人或黑人移民社群必须通过电影再现的手法发现、挖掘、揭示和表达的正是这个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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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关于文化身份还有另一种相关但却不同的观点。这第二种立场认为，除了许多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些深刻和重要的差异点，它们构成了“真正的现在的我们”；或者说——由于历史的介入——构成了“真正的过去的我们”。我们不可能精确地、长久地谈论“一种经验，一种身份”，而不承认它的另一面——即恰恰构成了加勒比人之“独特性”的那些断裂和非连续性。在这第二种意义上，文化身份既是“存在”又是“变化”的问题。它属于过去也同样属于未来。它不是已经存在的、超越时间、地点、历史和文化的东西。文化身份是有源头、有历史的。但是，与一切有历史的事物一样，它们也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它们决不是永恒地固定在某一本质化的过去，而是屈从于历史、文化和权力的不断“嬉戏”。身份绝非根植于对过去的纯粹“恢复”，过去仍等待着发现，而当发现时，就将永久地固定了我们的自我感；过去的叙事以不同方式规定了我们的位置，我们也以不同方式在过去的叙事中给自身规定了位置，身份就是我们给这些不同方式起的名字。

只有从这第二种立场出发，我们才能正确地理解“殖民经验”痛苦而令人难忘的性质。黑人民族和黑人经验被定位和被屈从于主导再现领域的方式是文化权力的批评实践和规范化的结果。按照赛义德的“东方主义者”的意义来理解，我们不仅仅被这些主导领域建构为西方知识范畴内部的异己分子。它们有权力迫使我们将自身视作和体验为“他者”。每一个再现领域，如福柯所说，都是由“权力／知识”这致命的一对儿所构成的权力领域。但这种“知识”是内在的，而不是外在的。把一个主体或一些民族定位为某一主导话语的他者是一回事；而使其臣服于那种知识，不仅仅将其作为由内在驱策力和与规范保持一致的主观意愿所强加的意志和统治问题，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这就是法侬在《黑皮肤，白面具》中对殖民化经验的深刻洞察而给人的教益——那种抑郁的崇高。

对文化身份的这种内在占有具有破坏和毁形的能力。用法侬的生动的话来说，如果不抵制它的沉默，它们就会生产出“没有锚地、没有视野、无色、无国、无根的个体——天使的种族”。然而，把他性作为内在驱策力的这种观点改变了我们的“文化身份观”。从主观视角出发，文化身份根本就不是固定的本质，即毫无改变地置身于历史和文化之外的东西。它不是我们内在的、历史未给它打上任何根本标记的某种普遍和超验精神。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不是我们可以最终绝对回归的固定源头。当然，它也不是纯粹的幻影。它是某物——不是想象玩弄的把戏。它有历史——而历史具有真实的、物质的和象征的结果。过去继续对我们说话。但过去已不再是简单的、实际的“过去”，因为我们与它的关系，就好像孩子与母亲的关系一样，总是已经是“破裂之后的关系”。它总是由记忆、幻想、叙事和神话建构的。文化身份就是认同的时刻，是认同或缝合的不稳定点，而这种认同或缝合是在历史和文化的话语之内进行的。不是本质而是定位。因此，总是有一种身份的政治学，位置的政治学，它在没有疑问的、超验的“本原规律”中没有任何绝对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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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我们与各都市中心并非处于相同的“他性”关系之中。每一个中心都以不同方式协商其经济、政治和文化从属性。而这种区别，不管我们喜欢与否，都已经刻写在我们的文化身份之中。反过来，正是这种身份的协商使我们与拉丁美洲的其他民族相对立而拥有一种相似的历史，但又是不同的加勒比人，相对于大陆的“岛国人”。然而，牙买加人、海地人、古巴人、瓜德罗普人、巴巴多斯人，等等，又都是针锋相对的。

那么，如何在同一性内描写差异呢？共同的历史——奴隶制，流放，殖民化——都具有深远的构成性。因为这种历史使我们所有这些社会跨越差异而统一起来。但它并未构成一个共同的本原，因为无论在隐喻意义上还是在直义上，它都是一种翻译。差异的刻写也是明确而至关重要的。我用了“嬉戏”一词，因为隐喻的双重意义至关重要。一方面，它意味着不稳定性，永久的无定性，任何终极结论的缺乏。另一方面，它提醒我们，这种双重性发挥最有影响力的地方，正是各种加勒比音乐“演奏”的地方。这种文化“嬉戏”在影片中不可能再现为简单的二元对立——“过去／现在”、“他们／我们”。其复杂性超越了再现的这种二元结构。不同的地点、时间，与不同问题的关系，界限都已重新设定。它们不仅是过去的往往相互排除的范畴，而且现在也常常是一个滑动阶梯上的许多区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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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这种“差异”观，就可能根据至少三种“在场”关系重新思考加勒比人文化身份的定位和重新定位，借用艾米·塞萨尔和列奥波尔德·桑戈尔的隐喻来说，即非洲的在场，欧洲的在场，和第三个最含混的在场——一个滑动的术语，美洲的在场。当然，我眼下正在摧毁构成加勒比人复杂文化身份的许多其他文化“在场”（印度的，中国的，黎巴嫩的）。这里，我说的美洲并非指“第一世界”的美国——即我们占据其“边缘”的北方邻国，而是第二种意义上的、广义的美洲，那片“新大陆”。

非洲的在场是被压抑的场所。非洲显然由于奴隶制经历的权力而久已失去了声音，事实上，它无处不在：在奴隶区的日常生活和习惯中，在种植园的语言和庭院里，在名字和往往与词类无关的词语中，在言说其他语言的秘密的句法结构中，在讲给孩子们的故事和童话中，在宗教实践和信仰中，在精神生活、艺术、技艺、音乐以及奴隶社会和解放后社会的节奏中。非洲，这个在奴隶制社会里不能得到直接再现的能指，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加勒比海文化中未被言说的、不可言说的“在场”。它“隐藏”在每一个动词变位中，隐藏在加勒比海文化生活的每一次叙事转变中。它是用来“重新解读”每一个西方文本的秘密符码。它是每一个节奏和身体运动的基音。这是过去的——现在的——“非洲”，“移民社群里活生生的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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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等式中第二个棘手的术语——欧洲在场又该作何解释呢？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个问题既不是太充分，也不是太过分。非洲是未被言说的一个例子，欧洲则是无休止地言说的一个例子——而且是无休止地言说我们。欧洲在场打破了加勒比海整个“差异”话语中的清白，引进了权力的问题。在加勒比海文化中，“欧洲”不可挽回地属于权力的“嬉戏”，属于武力和发号施令的路线，属于主导的角色。就殖民主义、不发达、贫穷和肤色歧视而言，欧洲在场在视觉再现中把黑人主体置于其主导再现领域之内：殖民话语、冒险与探险文学，异国传奇，人种研究和旅游视野，旅游观光的热带语言，旅游指南、好莱坞和暴力，毒品和城市暴力的色情语言。

由于欧洲在场是关于排除、强行和侵占的，所以，我们往往把那种权力看作完全处在于我们的——一股外来力量，它的影响是可以摆脱的，就像蛇蜕皮一样。弗朗茨·法侬在《黑皮肤，白面具》中提醒我们，这种权力已经成为我们自己身份的构成性因素。

他者的运动、态度和目光固定在我身上，这就是说，在这种目光中一种化学溶剂被一种染料所固定。我愤怒了；我要求给予解释。没有解释。我愤然离开了。现在，所有的碎片已经被另一个自我拼凑起来了。

从他者那里射来的目光不仅把我们固定在暴力、敌意和侵略之中，而且固定在其欲望的矛盾之中。我们所面对的不单是作为整合的场所或“场面”的主导的欧洲的再现，它积极加以分解的其他在场就是在这里重新组合的——重新建构的，以新的方式拼合起来的；但这也是严重分裂和重叠的场所——霍米·巴巴所说的“种族歧视世界上的矛盾的认同……在殖民身份变态的画面上刻写的自我的‘他性’”。

权力与抵抗、拒绝与承认之间的对话，无论赞成还是反对欧洲在场，都几乎像与非洲的“对话”一样复杂。仅就大众文化生活而言，没有地方去寻找其纯洁、远古的状态。它总是已经与其他文化融合、汇合在一起了。它总是已经混合了——没有迷失在中途（Middle Passage）以外的地方，但却始终存在：从我们音乐的泛音，到非洲的基.音，在每一点上都使我们的生活相切和交叉。我们如何把这种对话搬上舞台，这样我们就能不借助恐怖或暴力给它定位，而不是永远地被它所定位？我们能否认识它的无法颠倒的影响，同时又能抵制它那帝国主义的目光？这个谜目前还不能解决。这要求有最复杂的文化策略。……

第三个在场，即“新世界”的在场与其说是权力毋宁说是土地、地方和领土的问题。这是许多文化支流交汇的枢纽，是来自地球上每一个其他角落的陌生人相互冲撞的一片“空旷之地”（欧洲殖民者掏空了它）。现在占据这些岛屿的人——黑人、褐色人、白人、非洲人、欧洲人、美国人、西班牙人、法国人、东印度人、中国人、葡萄牙人、犹太人和荷兰人——没有一个原“属于”那里。这是混合、同化和汇合的协商之地。新世界是第三个术语——原始场面——非洲与西方之间灾难性的／致命的遭遇在这里被搬上了舞台。也必须把这理解做许多连续的置换发生的地方：原来的前哥伦布时代的居民，被迫永久离开家园、惨遭杀害的阿拉瓦克人，加勒比人，美洲印第安人；以不同方式被迫离开非洲、亚洲和欧洲的其他民族；由于奴隶制、殖民化和征服而导致的其他置换。它表明加勒比人注定“迁徙”的数不清的方式：它本身就是迁徙的能指——作为厄运、作为命运的旅游、航海和回归；作为现代和后现代新世界游牧民之原型的安的列斯群岛居民，在中心与周边之间不断地徘徊。这就是加勒比海影片与许多“第三电影”所共有的对运动和迁徙的先占，但却是我们的限定性主题之一，它注定要跨越每一个电影脚本和银幕形象的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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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世界”在场——美洲，新大陆——本身就是族裔散居的开始，是多样性、混杂性和差异的开始，正是这种在场使牙买加非洲人成为移民社群的民族。我这里所用的这个术语并非取其直义，而取其隐喻意义：移民社群不是指我们这些分散的族群，只能通过不惜一切代价回归某一神圣家园才能获得身份的族群，即便它的意思是强迫其他民族进入大海。这是旧的、帝国主义的、霸权的“种族”形式。我们已经看到了巴勒斯坦人民由于这种落后的移民社群观而遭受的厄运——以及西方与这种观念的同谋。我这里所说的移民社群经验不是由本性或纯洁度所定义的，而是由对必要的多样性和异质性的认可所定义的；由通过差异、利用差异而非不顾差异而存活的身份观念、并由杂交性来定义的。移民社群的身份是通过改造和差异不断生产和再生产以更新自身的身份。我们只需要想一想这里独特的——“本质的”加勒比人：恰恰是肤色、天然色和面相的混合；加勒比人烹饪的各种味道的“混合”；用迪克赫布迪格警醒的话说，是“跨越”和“切拌”的美学，这也是黑人音乐的灵魂。英国年轻的黑人文化实践者和批评家越来越承认并努力探讨他们作品中的这种“移民社群美学”及其再后殖民经验中的形成：

有一种综合动力跨越一整套文化形式批判地占用主导文化的主符码的各种因素，将其“混合”起来，肢解给定的符号，重新阐述其意义。这种杂交倾向的颠覆力量在语言自身的层面上表现得最明显，在这个层面上，混合语、方言和黑人英语，通过战略变音、重新规定重音和在语义、句法和词汇符码方面得其他述行步骤，对“英语”——民族语言的宏大话语——的语言控制加以解中心、非稳定化和狂欢化。

（莫塞尔，1988）

正是由于这个新世界为我们构成了地点，一个置换的叙事，才导致如此深刻和丰富的想象，再造了回归“丢失的源头”、回到母亲的怀抱、回到初始的无限欲望。一旦走出蓝绿色的加勒比海，谁还会忘记那些魔幻的岛屿？在这个时刻，谁还不知道对失去的源头、对“过去的时光”已经掀起的压倒一切的怀旧波涛？然而，这种“回归初始”就如同拉康的想象界——既不能实现，也不能满足，因而只是象征和再现的开端，是欲望、记忆、神话、研究、发现的无限更新的源泉——简言之，是我们电影叙事的宝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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