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与之相比，以戈尔丁和默多克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再把精力消耗到观众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之中，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整个资本主义文化的生产机制，尤其是文化的生产和流通问题上。他们的研究力图破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两大神话。[18]从这个角度上说，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新的意义上重新恢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
与之相比，以戈尔丁和默多克为代表的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再把精力消耗到观众琐碎的日常生活细节之中，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到整个资本主义文化的生产机制，尤其是文化的生产和流通问题上。它们关心的是问题是：“文化的生产与流通发生在一个特定的经济与政治体系之中，由国家、经济、社会机制、文化以及如同媒体这样的机构之间的关系构建而成。”如果说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媒介分析更多侧重于“微观政治学”的话，那么，传播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视野则更强调宏观维度。他们的研究力图破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的两大神话。一是传媒神话：“相对传播经济学或是政策研究，传媒政治经济学却致力于揭露传媒的两个神话：一是关于‘公众服务神话’，不否认传媒有公众服务的功能，但这‘公众服务’和妨碍媒介企业大亨们赚钱的需要；二是关于言论自由竞争的神话，人们常一厢情愿地认为，观点的自由竞争的神话是获取真理的唯一可靠的途径，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思想，若能够自由竞争，最后得胜的会是真理，但实际上只是一个神话。”[17]二是观众的神话：观众不再是政治学意义上享有各项民主权利的公民，而是经济学意义上的视觉文化的消费者。“观众原来被视为公民，有权享有文化资源，以便进行活跃的、平等的社会参与活动，如今则摇身一变成了消费者，其至高无上的权力就是在市场中进行选择。这套公民身份的修辞被放弃，更进一步加强了市场化的逻辑，它称颂消费者是新经济图景中的核心角色，而将消费主义抬举成为当前时代的主要意识形态。”[18]从这个角度上说，传播政治经济学在新的意义上重新恢复了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传统。(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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