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对大众文化的看法

但是，晚近的以伯明翰学派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在处理“大众文化”“官方文化”和“精英文化”的关系时却有意取消彼此的对立状态，他们在“当下文化现实”中抹杀了彼此的边界。伯明翰的文化研究基于威廉斯对于文化的界定：“从本质上说，文化是一整个生活方式。”^[13]在这种整体性的生活方式中，高雅的精神生产与粗鄙的文化实践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并且被同样的视角和方法所关照和研究。因此，广告、影视与文学一样被视为可供文化研究的“文本”，流行于百姓之中的荤段子、手机短信也适用于剖析文化经典的批评手段。在这种文化观念主导之下，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所期待的精英文化的“解放功能”被解构了，取而代之的，则是伯明翰学派在20世纪70年代着力研究的以“青年亚文化”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抵抗^[14]。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伯明翰学派实现了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这一转向所带来的最为重要的成果就是文化研究对大众文化的关注。在《解构“大众”笔记》中，霍尔比较了三种“大众”的定义：第一种是基于文化工业和消费文化的“大众”。在霍尔看来，这种定义尽管可以“迫使我们思考文化关系的复杂性、文化权力的现实和文化宣传的本质”，但它忽视了大众对文化经验和态度做出回应的能力而成为“一种罐装和中和了的大众民粹主义”。第二种则是“大众”的人类学定义，它用描述的方式对“大众”的文化、社会习惯、风俗和民风予以展现。这种定义尽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威廉斯将文化视为人类整体性的生活方式的观点，但其描述性的方式不足以确立建构“大众”所依据的原则，从而使“大众”成为僵化的、非历史性的、惰性的概念。第三种定义是霍尔所欣赏的，即“对大众文化的定义来说，最关键的是与统治文化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用持续性的张力（关系、影响和对抗）来界定‘大众文化’。……处于核心的是力量间变化的、不均衡的关系，它界定着文化领域——即，文化斗争与其众多形式。它的主要焦点是文化间的关系以及霸权问题”。那么，这种文化斗争究竟如何展开？有何特点？依据巴赫金／沃洛希诺夫的“文化斗争”理论和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霍尔实现了大众文化理论研究范式的转型：从“阶级分析”转为“权力分析”。在霍尔看来，“大众”与“阶级”有着非常复杂的联系。“大众”这一概念暗示了文化与阶级之间存在着某种被置换的关系，即当我们在谈论“大众阶级”时，其实是在意指某种被压迫的文化、被排除在外的阶级。因此在“大众”概念里，实际上包含着一种权力关系的运作：“人民与权力集团相对，而不是‘阶级与阶级相对’，这是对立的中线，文化领域沿着它分开。大众文化尤其围绕着大众力量与权力集团的对立建构起来。这赋予了文化斗争领域自己特有的性质。”^[15]霍尔对“大众”的解构由此也成为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如果说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20世纪60年代关心的是“工人阶级文化”，20世纪70年代更多关心的是“亚文化”的话，那么，到了20世纪80年代则转变成了葛兰西、巴赫金／沃洛希诺夫式的“大众文化”研究。(www.xing528.com)

他们借用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的资源，将受众的观看行为视为意识形态争夺的场域，并在这一过程中突显出了受众观看的主动性。基于此，霍尔根据马克思的“生产→产品→消费→再生产”的模式建构出了一套“编码→成码→解码”的电视编码／解码理论。在这一理论中，霍尔特别分析了受众解码的三种模式，揭示了受众在解码过程中与统治者意图进行博弈的过程。他指出解码中一方面是统治者意图的实现，另一方面是受众能动性的发挥。美国学者费斯克将目光更多地集中到了对受众这种能动性的发掘和发扬上。他借鉴法国学者德塞图的抵制理论，对大众的“抵抗的游击术”进行了精到的分析。在费斯克看来，大众文化中所体现的这种抵抗其实是一种“弱者战术”，也就是说，受众不一定要战胜统治的力量，只要不被它打败就是成功。为此，费斯克总结出“描绘日常生活之战术的关键词，包括适应、改造、耍花招”等^[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