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大众文化”就是“文化工业”,而非“从人民大众出发,为人民大众服务”。用阿多诺的话说,“我们用‘文化工业’,取代这种表述,以便一开始就排除赞同其倡导者的下述解释的可能:这是一个类似一种从大众本身、从流行艺术的当前形式自发地产生出来的文化问题。文化工业必须与后者严加区分”[6]。正因为如此,“文化工业”或“大众文化”构成了大众的对立面。在文化工业面前,大众沦为“消费者”,而“文化工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又不断在欺骗消费者”[7]。在马尔库塞眼里同样如此,他认为大众文化“在资产阶级统治开始稳固之后,就愈发效力于压抑不满之大众,愈发效力于纯为自我安慰式的满足。它们隐藏着对个体的身心残害”[8]。因此,所谓“文化工业”即是凭借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大规模复制、商品化传播的娱乐工业体系;所谓大众文化,不过是资产阶级的官方文化用以欺骗和压抑大众的文化形式。那么,精英文化在这种官方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角逐格局中居于何种地位呢?在马尔库塞看来,精英文化或曰高雅文化因具有美的形式而隐含解放的潜能,他认为:“审美的天地是一个生活世界,依靠它,自由的需求和潜能,找寻着自身的解放。”他赋予精英文化的审美性以政治解放的意蕴,认为“艺术的政治潜能在于艺术本身,即在审美形式本身”[9]。因此,他提出“新感性”理论用以对抗工业文明以便解放大众文化,因为“美学形式的背后乃是美感与理性的被压抑的和谐,是对统治逻辑组织生活的持久抗议,是以操作原则的批判”[10]。很明显,在法兰克福学派那里,身受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基于现代媒介技术而产生的大众文化不可能成为官方文化的对立者,相反是一个受骗者、被压抑者。要使大众从这种欺骗性的大众文化中解脱出来,必须坚持精英文化的批判立场。值得注意的是,正是在法兰克福学派对文化工业的批判中,消费维度开始受到重视。他们发现,作为文化商品,其使用价值已经被交换价值所替代,“消费变成了快乐工业的意识形态,而后者的生产机制却是他永远摆脱不掉的”[11]。
在法兰克福学派关于传媒的观念中,一方面他们发现现代传媒的发展使得文化的传播越来越方便,越来越大众化,越来越容易被大众所接受,但另一方面,在这种发展中,受众却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他不仅不能决定观看的内容,甚至连观看方式也受到严密的控制。从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制上来说,大众传播媒介作为现代意义的“文化工业”在遵循市场经济逻辑追逐利益的同时,也成了为资本主义现存制度辩护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从微观的对于受众个人情感心智的影响来看,这种文化工业的市场与意识形态的双重逻辑也是相当厉害的。当受众每天早上翻开一份份报纸,晚上回家打开一个电视频道的时候,“家庭逐渐瓦解,个人生活转变为闲暇,闲暇转变成为连最细微的细节受到管理的常规程序,转变为棒球和电影、畅销书和收音机带来的快感,这一切导致了内心生活的消失”[12]。(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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