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威廉斯
导读
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Henry Williams,1921—1988)的理论代表了英国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义范式。他认为近代英国社会的发展经历了一场漫长的革命,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多个领域。然而,人们只注意到政治、经济领域的变化,而对文化领域的变革却估计不足。由此他考察了18世纪至20世纪“文化”观念的演变情况,认为文化的外延正在经历一个从文学—道德领域到人类学领域的越界转向,社会的整个生活方式前所未有地与文化关联在一起,今天的“文化”已无所不包。威廉斯对文化的这一重新界定击碎了文化精英们对文化的后视镜式的理解,改变了大众文化和大众生活方式长期被理论蔑视,难登大雅之堂的局面,从而使大众文化获得了理论的合法性,英国文化研究也由此变得顺理成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威廉斯对文化研究的贡献是基础性、方向性、开创性和历史性的。
威廉斯将其对文化的唯物主义理解应用到电视文化的分析中,《电视:文化形式与政治》就是其中的一个例证。这篇文章由四篇小文章组成:写于加利福尼亚的《美国电视印象记》、1974年在剑桥大学的就职演说《戏剧化社会中的戏剧》、1982年发表于《伦敦书评》的文章《距离》以及针对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恐怖主义的《慕尼黑事件》。四篇文章相对独立又有一定关联,都是针对电视这一特殊的文化科技所作的经验描述或分析思考。
《戏剧化社会中的戏剧》一文是他在戏剧教授就职仪式上的演说辞。理解全文的关键词有两个:“戏剧化社会”和“戏剧化社会中的戏剧”。前者意思是说电视等传媒技术带来了戏剧演出方式的变化(不再与剧场同在)、演出数量频率的激增(生活中到处充斥着戏剧)、观众数量和观看时间的增多以及观众“质”的变化(一种新型观众的产生,戏剧已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节奏和习惯经验),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社会文化性质的戏剧化发展趋向(戏剧再现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基本需要和习惯)。“戏剧化社会中的戏剧”,主要就传媒语境下实现文化扩张的戏剧文学的运作逻辑而言。这里,威廉斯主要强调了传媒社会中戏剧对传统再现领域的扩张和人类经验(特别是工人阶级生活经验)的拓展以及对戏剧“革命”价值的寄托和期待。其中,前者更倾向于社会学分析,后者则处于文学研究的视野。所以本文既属于文化研究,又属于文学研究,是一篇典型地体现威廉斯研究视阈多重性的文本。当然,透过本文也可见出作者思想变化的脉络,即其文化研究是从文学研究自然过渡而来,是文学的时代问题引导作者进入到传媒领域。所以,在今天文化研究盛行之时,传统问题如文学问题的当代状貌也须我们关注,而不能一味追逐热点。
[文献]
戏剧不再与剧院共同存在;现在,大多数戏剧表演是在电影和电视拍摄棚里进行的[18]。关于剧院自身——无论全国性剧院还是街头剧院——有着极为多样的打算和方法。各种新文本、新标志、新媒体和新惯例奋力推进,与我们自以为熟知的文本和惯例拥挤向前,但是,我发现这种现象令人困惑,原因就在于对立事物的存在。莎士比亚戏剧中的戏剧时间和连续场景、古希腊悲剧中复杂精细的节奏以及合唱队与三位演员之间的关系:我相信,当我们在电影或电视拍摄棚里观看剪辑台或编辑器时,或者当我们在街头或地下室里的临时剧院中看到演员与观众之间的新关系时,这一切会以新的方式发挥作用。
其次,我们还没见过哪个社会有这么多戏剧演出,或看过这么多演出。当然,观看有其自身的问题。观看本身已经变得有争议,因为按照字面意义,戏剧最初用于盛典活动:在雅典纪念狄奥尼索斯的节日里或在中世纪英格兰圣体节里,其时有四轮马车驶过大街。在伊莉莎白时代的伦敦,节目创新的商业剧院退出了盛典活动,但仍在固定地点举行演出,先在首都演出,然后在外省城市巡回演出。剧院既有过扩大又有过萎缩的经历。在王政复辟时期,伦敦的两家特许剧院——合法戏剧的垄断中心——很少满员。18世纪的外省剧院的建立,各种剧场和音乐厅的发展,19世纪后半叶伦敦西区剧院的扩展:所有这一切改变了盛典活动,但主要还是数量上的变化。正是我们所在的20世纪,在电影、广播和电视方面,戏剧的观众经历了质的变化。我的意思不仅仅指许多地方,在一段持续的时期内,有几千万人观看过《战舰波将金号》和《公共马车》,也不仅仅指目前有一千万到两千万人同时在电视上收看易卜生或奥尼尔的一部剧作。尽管观众数目巨大,这种扩展还是可以理解的。它意味着,大多数人能够在盛典活动和(特定)季节之外,第一次能够经常不断地观看戏剧。但是,这种扩展的真正新颖之处在于,它不只是特殊戏剧的观众问题(这种扩展如此之新,以致我认为很难参透其重要性)。戏剧以各种新的方式被纳入日常生活的节奏之中。仅就电视而言,一天之中,占人口大多数的观众看上三个小时的戏剧——当然观看的是各种各样的戏剧——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并且不光一天如此,几乎天天如此。这就是我所说的戏剧化社会的部分含义。先前,戏剧在某一节日、某一季节、或作为有意识地到剧院去的一段旅程才有意义;包括纪念狄奥尼索斯或基督到观看演出。现在我们将戏剧当作习惯性的经验:许多人在一周之内观看的(电视)戏剧比从前大多数人在一生之中观看的戏剧都多。
难道这仅仅是一种广泛传播的人类习惯的扩展吗?就好像我们现在所吃的牛肉或穿破的衬衫,数量之多超过祖先的想象这类事情吗?当然,它看起来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发展。不是偶尔看一看,而是经常观看电视上重复出现的各种表演动作,看电视的时间超过吃饭的时间,几近于工作或睡觉时间的一半,在我们这种社会中,作为大多数人的行为,这的确是一种新的形式和压力。如果我们能够同意,几百万人正在心平气和地观看的电视节目都是或大部分是垃圾,就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那么,理所当然,就很容易会对这一显著事实感到惊恐或将其抹杀。事实是不会被抹杀掉的:如果情况属实,它将使这一事实变得更加不同寻常。而情况绝非如此。只有死去的文化才有可靠的衡量标准。意义重大的作品和无关紧要的作品,两者之间显见的、重要的和不同的比例是存在的,但尽管如此,今天,我们依然能够在国家剧院中发现庸俗之作,在警匪连续剧中发现极具独创性的剧作。批评鉴别既很重要,同时又无法预先假定。但就某一角度而言,它们在这种普遍存在的习惯面前是没有说服力的。我们不得不发问,在我们以及我们的同代人当中究竟是什么不断地吸引我们观看成百上千个表演动作,观看这些电视剧、这些表演和这些戏剧式表现?
答案取决于你是从哪一个角度问这个问题的。我是从观看以及促成这一不同寻常的过程本身提出问题的。但是我能听到(有谁听不到呢?)一些熟悉的声音:表情严肃的商人,他们的学徒和店伙计偷偷溜到岸边去[19];一家之主和公学校长,他们的妻子和入学读英文的学生喜欢在早晨读小说和喜剧。这些严肃的人知道对当代加利福尼亚说些什么,在加利福尼亚早晨6点半你可以看到第一部电影,如果你真的愿意一试,你可以看七八部影片,再看随后重复时段中播放的新片。虚构,表演,无聊的梦想和替代的景观,同时满足懒散和欲望,通过消遣从消遣之中得到的消遣。它是一部厚重的、记载我们愚行的目录,甚至是一部总目录,但是,目前,几百万人将这本目录抛在脑后、弃之不顾。我们几百万人观看影子的影子,发现它们的实质,观看各种场面、情境、行动、争吵、危机,直到眼球疲惫不堪为止。生活的侧面,以前是在自然主义戏剧中生动表现的,现在成为一种自愿的、习惯性的、内在的节奏;情节和表演的流动(flow),戏剧性再现和表演的流动,提升为一种新的常规,一种基本需要的常规。(www.xing528.com)
举例说,假如当年环球剧院有播放设备,我们不知道情况会怎样。在一定程度上,至少我们应当继续保留观众数量会增多这种假设。然而,我认为,实际发生的情况还不仅如此。实际上,还可以发现因果关系性质的各种因素。我们都习惯于说(这样说仍然有意义),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中,它既较为多变,又比较复杂,因此,某些关键方面相对来说更难了解,较以往大多数社会更不透明,然而,它们也更有持续不断的压力和穿透力,甚至更有决定作用。我们使用某种统计学方法试图从不透明和不可知之中解开的事物,让另外一种戏剧化方法解开了(统计学方法提供了有关我们生活方式和思考内容的概要和分析,比较精确的概要,以及更为精确的分析)。矿工和电厂工人,部长和将军,窃贼和恐怖主义者,精神分裂症患者和天才;一前一后的居室和乡村住宅;都市公寓和郊区别墅;卧室兼起居室和山区农场;形象、典型、再现;一种关系开始,一场婚姻破裂;由金钱或疾病或混乱或骚乱引发的一场危机。不只是因为所有这些被再现出来,而是因为多数戏剧现在都将这种实验性的探索方式视为自己的功能;发现一个主题,一个背景,一种境遇;同时有几分强调新奇性,强调将那种生活中的一些内容置入戏剧之中。
当然,所有的社会都有其隐晦和不可知的领域,有些是因为同意,有些是因为隐蔽。但是,好多代人以来,我们实际上还未触及到许多传统戏剧中清晰的公共仪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伟大的自然主义戏剧家们,从易卜生开始,离开了早期戏剧情节发展的宫廷、广场和街头。首先,他们设计出房间;封闭舞台上封闭的房间;生活主要在房间中进行,在房间里,人们等待着有人敲门,等待着信件或消息,等待着来自街头的大声叫喊,他们想知道什么事情将要在他们身上发生;什么事情将要贯穿和决定眼下他们自身依然紧张的生活。在我看来,从那些封闭的房间,封闭的和点着灯的构架房间,一直到我们观看电视定格形象的房间,存在一种文化持续性,我们在家里、在自己的生活中看电视,但同时需要观看我们所说的“外面”(out there)发生的事情:不是在外面某一条街道上或某一个特定社区中发生的事情,而是在复杂的以及在其他方面不聚成焦点的和无法聚成焦点的民族和国际生活中发生的事情,在这里,我们关注的领域和明显关注的领域,其范围之宽广是史无前例的,别的大陆上发生的事情进入我们的生活也就是几天和几周之后的事情——以最糟糕的形象,在几个小时和几分钟之内即可进入我们的生活。然而,我们的生活依然在这里,基本上在这里,和我们认识的人在一起,在我们自己的房间里,在朋友和邻居们的相似的房间里,并且他们也在看电视:这样做不仅是为了了解公共事件,或是为了消遣,而且是出于对形象的需要,对(戏剧性)再现的需要,再现各种人在各种处境和地点的生活状况。这或许是华兹华斯在早期阶段所见到的情况的全面发展,当时,街上的人群(新型的都市人群,他们在身体上很密切,但依然是陌生人)已经失去了任何共同的和稳固的人的观念,因而需要再现——广告牌上的形象,各种新型符号——来模拟(simulate)人类的身份,即便不是为了证实人类的身份:在这个紧张和焦虑而且困窘和混乱的私人头脑世界之外,生活是什么样子。
这是一种说法。新的需要,新的展现,它们在共同的运动中走向形象的流动,走向不断再现的流动。这种流动不同于复杂程度和易变程度较小的文化,在这些文化中,意义的再现、秩序的展示,清晰、准确、严格地在某些固定地点进行,在特殊的场合、节日、体育比赛的日子或列队行进赞美诗的日子里举行。但这里不仅仅是需要和展现:它们既被制作出来,又被使用。不断的戏剧再现被当作日常习惯和需要而吸纳到生活之中,所以在最简单的意义上,我们的社会已经被这种吸纳戏剧化。但是,实际的过程要更加活跃。
戏剧是相当普遍的表现、再现和指意过程的特殊使用。高高在上的权力地位——显要的皇家戏台——在历史上早在戏剧表演舞台之前就已经建立了。权力在等级制分类中、在显著的前进队列中的表现,先于目前再现的戏剧状态的方式。它们通过恰到好处的动作、语言,以已知的常规形式来表现诸神,或使观众能够理解他们。目前戏剧经常与所谓的神话和仪式联系在一起,以致很容易地得出一般的观点。但是这种关系不能被归结为通常不够严谨的联系。戏剧为了达到新的特定的目的而将某些共同方式完全分离。它既不是向公众揭示神意的仪式,也不是要求保持重复的神话。它是特定的、积极的、互动的综合:一种情节发展而不是一个动作;是从临时性的实用或巫术目的中有意抽象出来的一种开放的实践;以复杂的方式向公众和多变的情节发展开放仪式;它超越了神话,戏剧性地表现神话和历史。正是这种活跃多变的实验戏剧——而不是已知的符号和意义的封闭世界——凭借自身的权利和力量获得了成功;实验戏剧经常在危机和变革时期出现,此时,一种秩序已经为人所熟知,并且在形式上依然存在,但是,经验在向它施加压力,检验它,构想着与其断裂和将其替换;实验戏剧在已知的过去行为的范围内,可以戏剧性地表现未来的行为,并且每一种都以特定的表演形式互相矛盾地呈现出来。现在我们尤其需要看到这一点,因为现在通常意义上的神话和仪式已被历史的发展打破,实际上它们不过是一种学者和思想家的怀旧和修辞,然而,表现、再现和表意的基本社会进程又前所未有的重要。戏剧脱离了固定的符号,确立了它与神话和仪式、与统治人物和国家进展之间的永久距离;完全由于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戏剧闯入了一个更加复杂、更加活跃和更喜欢探究的世界。……
……
我们当前的社会——反复讲简直令人痛苦——在一种显见的意义上,具有足够的戏剧性。吸引戏剧比较的某种类型和范围的情节,在演出之后给我们留下的感觉是,我们一直无法确定自己是旁观者还是参与者。描绘戏剧方式的专门词汇——戏剧本身,然后是悲剧、剧情说明、情境、演员、表演、角色、形象——不断地以成规的方式被擅自用于这些庞大的情节。现在有人可能经常感觉到,如果只有演员表演,只有戏剧家写脚本,事情就会变得更容易。但远非如此。在所谓的公共舞台上,或在公众的眼里,荒谬可笑而又貌似可信的人物一再出来表现我们。具体的人被吹捧到具有临时普遍性的地位,这个过程是如此活跃和复杂,以致我们经常得到邀请去观看他们排演,或讨论他们的脚本。……
相信这个普遍的戏剧化过程的任何一部分常常是很难做到的。如果我们在其他时期或在其他地点或从其他地点来看它,可以看到它趾高气扬和烦恼不堪,听到它的机器开始发出吱嘎吱嘎的声音。在危机时刻,我们有时候离开这所社会剧院,或者很容易地在里面沉睡。但是,这些不仅仅是角色和脚本;它们是惯例。当你见到一条惯例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意识到它,这时候它可能已经开始失效。在许多人视为表现了我们的形象—意识(imageconscious)的公共世界的戏剧性行为之外,有一种更加严肃、更加有效、根基更加深厚的戏剧:意识自身的戏剧化。“我替英国说话”在模仿知名人士的台词中频频出现,但因为我们正在参加试演,看别的演员是否适合角色,我们依然可以有保留意见;我们甚至可以说:“我就在这里,用不着你替我说话。”“一点儿不错,”这个人泰然自若地回答,对他的角色满有信心,因为在这时候一种不同的意识、一种比较深刻的戏剧化开始发挥作用了;“你替自己说话,但我替英国说话。”“英国在哪里?”你很可能惊讶地环顾四周,考虑问这个问题。在天气好的时候,登高望远,可看到大约五十英里以外的地方。但是你知道一些地方,便会想起其他地方;你有记忆、定义和一部历史。
……
《就职演说》,剑桥大学,1974年10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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