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问题涉及研究者的价值判断和价值诉求，涉及研究者发现问题与解决问题的方法思路，深层涉及研究者史观问题。态度是一个无法避开的话题，凡研究者都要有自己的态度，无态度本身也是一种态度。所以媒介研究的态度问题需要我们重视。一般而言，媒介文化研究的态度有三种：①乐观论（以本雅明、麦克卢汉、莱文森为代表）；②悲观论（以阿多诺、马尔库塞、霍克海默、德波、波德里亚等人为代表）；③客观论（如梅洛维茨）。乐观论基调昂扬，迎合了历史发展的潮流，对新生事物也有一种包容心态，比如麦克卢汉的“媒介是人的延伸”理论、莱文森的媒介“人性化趋势”理论，他们更多看到媒介对人主体性表面的张扬而没有看到对人主体性潜在的消解和破坏效应，只看到媒介文化的新生部分而忽视了其背后流失部分的价值；而后者恰恰是悲观论者密切关注的内容，但悲观论的错误在于它忽视了“发展”一词的基本含义，它眼中只有“消亡”“终结”，而对媒介潜在的积极价值，却视而不见。两种态度针锋相对，虽各有所囿，但也各有道理。“只要人类把机械看作异己之物，同时又对它有着某种认同，那么人类就将继续表现出对技术的矛盾感情。”[8]某种程度上，客观派正是同时看到了媒介的正负效果，所以认为很难对其效应做出价值评价。客观论不轻易表明自己的态度，显得较为“明智”，但给人以明哲保身之感。
当然，每一种态度有其合理之处，也有不合理之处。我们要做的不是因其有弊端而去避开态度和价值判断。相反，我们需要站在宏观的历史学视野，认清问题的来龙去脉和因果关联，对当下文化观念既要有包容心态，以避开先入为主的成见偏见，同时又要有批判立场，如此才能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关系中做出正确的定位与调整。(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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