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技术革命对当代文化的变迁

“媒介”，从其本义来看，意指中介、介质、工具，是“使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辞海》）。古汉语时期，它有“媒人”“介绍人”的意思。如《左传·桓公三年》：“会於嬴，成昏於齐也。”晋杜预注：“公不由媒介，自与齐侯会而成昏，非礼也。”《旧唐书·张行成传》：“观古今用人，必因媒介，若行成者，朕自举之，无先容也。”在西方，“媒介”（media^[1]）源于拉丁文medium，意指“中间”。据雷蒙德·威廉斯考证：“从16世纪末期起，这个词在英文中被广泛使用，最迟从17世纪初起，具有‘中介机构’或‘中间物’的意涵。”^[2]“中介”是“媒介”的广义内涵，此时其英文表述常常是单数形式medium。之后，媒介的含义发生了变化。到19世纪中叶，其复数形式media开始被普遍使用，媒介被视为“传播媒介”的狭义意蕴逐渐生成，并于20世纪初成为一种普遍用法。此时，media慢慢衍化为单数形式，意即“能使传播活动得以发生的中介性公共机构”。今天，这一术语的技术性成分开始被强化，“它越来越被定义为技术性媒介，特别是大众媒介。有时它用来指涉传播方式，但更常用于指涉使这些方式成为现实的技术形式（比如收音机、电视机、报纸、书籍、照片、影片与唱片）”^[3]。本章我们对媒介的论述选其狭义内涵。

媒介对文化具有无与伦比的影响力和建构力，所谓“媒介即讯息”，要义正在于此。媒介在我们每天经验性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吃饭、睡觉的必需品，它内在地影响着生活方式。借用雷蒙德·威廉斯关于“文化即生活方式”的定义。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媒介内在地影响文化。

媒介对文化的影响如此重要，以至于它对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美国传播学者梅尔文·L.德弗勒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与传播媒介的阶段性发展密切相关。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则直接在文明史和媒介演进史之间画等号，认为媒介的变迁决定着文化的走向，或者说文化的变迁主要因为媒介的变迁。正是因为媒介对历史走向的决定性影响，美国传播学家唐尼·史契瓦滋甚至认为媒介是人类的“第二上帝”。

在麦克卢汉和德弗勒眼中，一部人类文明史也就是一部人类发明、使用、更新媒介的历史。远古时期，信息传播和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是面对面的口耳传递，感官是传播的主要媒介。这种传播形式极大地维护了权威的地位，有利于一种驯服式文化的建构和生成。随着拼音文字的发明，文化传播有了一个偏向于时间保存和空间转移的载体，文化的封闭性被突破。特别到16世纪，随着谷登堡印刷机的发明使用，文化的传播范围大大扩展，驯服式文化逐渐走向了一种祛魅式文化。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印刷文化有助于培养人的理性能力，并逐渐培育和建构了个人主义的理性主体和西方的理性文明与理性传统。这种趋向为西方文化设定了“现代性”的文化价值观念。到了19世纪，随着电报、电话、摄影等的发明使用和后来广播、电影、电视等“信息方式”和“第二媒介”的加盟，媒介在技术上出现了历史性的变革和跨越，逐渐呈现出电子化趋势。此时，印刷媒介在传播中的主导地位全方位地易位给电子媒介。

主导媒介的这种变易使得传统立基于印刷媒介的文化受到冲击和弱化，并转向一种新的依赖于电子媒介的文化形态。学者们在考察这一问题时，总会自觉不自觉地视新传媒为文化与社会转型的契机。这也是信息社会、传媒社会、电子社会、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后福特社会、全球资本主义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等术语常常互换的一个原因。

从经验生活层面来看，今天，如波斯特所言，“信息方式”已经取代“生产方式”而居于社会结构的中心。这从多个方面质疑了传统意义上的生活和生存语境，重塑了现象学意义上的现代生活经验。戴维·阿什德总结道，社会秩序越来越成为一种经由电子传播和中介的秩序，衣食住行、游戏休闲、工作学习、研究乃至战争等生活领域的实践方式和思维方式都谦恭地接受了媒介的改造和训诫，“身份、个人经历、信誉、权威以及诺言等所有的一切均被信息技术和传播范式触及”^[4]。(www.xing528.com)

从社会形态角度来看，新媒介充当了生产社会向消费社会转型的桥梁角色。这一转型的原因很多，几乎涉及社会结构中的所有问题。首先是经济基础须发展到一定阶段，能够为社会转型提供生产力方面的保证（即转型的可能性和可行性）；其次是观念层面（包括哲学、道德、宗教、艺术等）的变化，这些变化能够让人产生一种对于“消费”的特殊需求和文化情怀。新媒介在这两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观念层面，由它所表征的媒介文化影响并改变了大众关于经济、政治、道德、美学、认知、宗教等方面的传统观念，最终生成一种与“消费”相关的新观念，这种观念滋养并刺激着大众的消费欲求，帮助其做出“理性”的消费选择。新媒介在基础层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蓬勃发展的信息产业就是明证。从学理上讲，媒介本身是资本的一种运作形式，是资本的一种操演舞台，它常常身体力行地参与资本实践，赚钱是硬道理。更为重要的是，它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和招兵买马的本领。它善于团结，善于鼓动其他文化形态加入资本操演行业，从而营构一个庞大的资本操演序列。它就像深海中的涡流，凡经过的海水都会接受它的旋转逻辑。同时这些加盟的海水又会增大涡流的声势，从而吸引更多海水加盟。这是一个简单的物理学推理，将被解喻为媒介对于社会各领域的施为效果，即包括政治、教育、科学、法律、文化、道德、艺术等领域的文化在媒介的作用下，均不同程度地向资本靠拢，并最终内爆为消费文化，表现出与资本逻辑的一体化趋向。

从文化角度来看，新媒介在文化与社会的后现代转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麦克卢汉认为，印刷媒介有助于创造一种理性的文明，而电子媒介的文化特征倾向于非理性；印刷媒介是对感官功能的切割，使人成为非部落化的人，电子媒介则是重新整合，使人重新回到部落化状态。所以，电子媒介创造了一种彻底有别于传统印刷文化的新型文化样式，这种新型的文化样式本质上是一种带有浓厚的后现代气息的文化表征，虽然麦克卢汉没有明确使用这个词语。与麦克卢汉相比，让·波德里亚的看法更为明确。他认为现代电子传媒方式的关键特征在于它引入了一种新型文化原则，即与口头传播和印刷媒介相比，电子媒介生产一种由拟像建构的仿真的文化形态。这种仿真文化对现代社会的表征逻辑起瓦解和贬斥作用，它不符合现代性的任何形态，常常成为现代性立场的一个坚决的和难以遏制的对抗者，因而这种新媒介的文化逻辑被视为促成文化与社会后现代转型的一支中坚力量^[5]。

在文化与社会的后现代转型中，真、善、美等观念领域均发生了本质性变异。就真而言，符号对实物的僭越产生了拟像——一种比真实还要真实的“超真实”文化形态，而拟像筑构了仿真的文化秩序。拟像与仿真从人的无意识领地入手，谋杀人的辨真力，进而主宰大众的判断和评价标准，重构人的真实观。就善而言，享乐主义在新媒介的鼓噪和激发下盛行，从而替代了传统清教主义以节俭为基础的道德规范，道德的核心语素被置换。今天，道德越界行为已成为社会的普遍问题，并为消费社会默许。于是偷情无罪，道德越界无罪，道德在今天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另外，信息过剩，道德因受到过多刺激而趋于麻木，而集体旁观成为这个时代的道德仪式。就美而言，艺术和美学俯首于技术的逻辑，并全方位向商品化社会投降，呈现为犬儒式姿态。换个角度说，艺术和美学开始向消费社会全面渗透，所谓“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并不简单是美学消费化，而是美学的一种新的霸权和扩张。但此时审美的合目的性受到质疑，其核心要素距离、体验、风格、无功利性、自由等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解构。同样，政治、法律、宗教等领域也发生了类似性质的变异。

“媒介即讯息”，麦克卢汉很早就提醒我们，媒介技术革命带来的不仅是传播方式和交流习惯的革命，更重要的是社会转型、文化变迁和时代语境的改写。尼克·波兹曼也强调说，媒体具有一种隐蔽的却是强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媒介即隐喻。所以，在新媒介的大力作用下，一切原有的坚固防线和运作逻辑都受到了质疑，都等待着重新界定、呼唤着新的阐释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