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主宰文化与城市的命运

沙朗·佐京

导读

沙朗·佐京（Sharon Zukin），纽约城市大学社会学教授，当代美国著名的都市文化研究专家，著有《阁楼生活：城市转变中的文化与资本》《权利的地图：从底特律到迪斯尼乐园》等。其《城市文化》一书深刻细致地描绘了美国城市由计划型向市场型转化过程中文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分析了美国城市扩展的方式与它们越来越依赖的文化的种种“自动化”方面，其突出贡献在于揭穿了这种“自动化”文化的欺骗性与虚构性。佐京指出，这种欺骗性的、不合逻辑的文化已经成了美国向全世界推销的最重要的产品。作者详细记录了这些文化因素在街道上的各种体现方式、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反映方式，并且生动地描绘了这种文化的不同方面是如何强加在人们真实生活中的情景，以及生活在都市中的人们如何深受这种象征性经济与公共空间的合作蹂躏的。《城市文化》一书因为极具原创性，已经成为都市文化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它不仅极大地提高了都市文化研究的分析深度，而且提供了其他研究著作所缺乏的许多崭新的细节性资料。

“谁的文化？谁的城市？”是《城市文化》的第一章。佐京指出，文化活动不仅能把城市中的人们拔出日常生活的泥沼，使之升入仪式化的快乐的神圣空间，它也是控制城市的一种有力手段。对城市的多样文化的控制，提示了控制从暴力、仇恨犯罪到经济衰退的种种城市问题的可能性。因此我们在接受城市的公共空间之前，有必要对它们对于城市生活的再现加以反思和质问。

文章从四个方面分析了城市文化。首先，佐京以曼哈顿中心城区为例指出了文化作为一种象征经济的作用。她指出，相当数量的新公共空间，从文化象征与企业资本的交织之中获得了它们特殊的形态。公共文化主要由那些拥有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人们通过控制这些公共空间来塑造的，但公共空间在本质上是民主的。其次，佐京分析了文化作为经济基础的作用。一个城市的文化是这座城市的象征，它可以为城市吸引商机和企业精英，从而带动城市的发展。再次，佐京认为，文化是一种能够阻止空间的手段，组织文化景观的能力带来了权力。最后，佐京分析了城市公共空间中的安全与种族的问题。公共空间中常常发生漫无目标的暴力和以特殊人群为目标的仇恨犯罪，城市里的年长者常常有恐惧感。又由于公共空间里社会公德的下降和公共权威的逐渐消失，私人保安力量迅速成长。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弱势的种族和人群成了利用过他们的美国人的他者和被蔑视、被提防的“其他人”。

［文献］

城市经常因它们代表了人类社会最低级的本能而受到批评。它们是建筑上的庞然巨物与金钱崇拜的具体体现，是官僚机器的权力或者是金钱的社会压力的地图。我们这些居住于城市中的人，倾向于把文化视作这一所在的粗俗的解毒剂。那城市艺术博物馆或音乐厅，时髦的艺术陈列馆与咖啡馆，把民族传统转化为烹调标志的餐馆——这些文化活动据说可以把我们拔出日常生活的泥沼，升入仪式化的快乐的神圣空间。

但文化也是控制城市的一种有力手段。作为意象与记忆的来源，它象征着“谁属于”特定的区域。作为一系列的建筑主题，它在基于历史保护或地方“传统”的市区发展策略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本地制造业的消失和政府与金融的周期性危机，文化越来越多地成为城市的商机——它们的旅游胜地与独特的竞争优势的基础（对艺术、食物、时装、音乐、旅游的）。文化消费与满足这种消费的工业的发展，给城市的象征经济，即它生产象征与空间的可见能力，提供了动力。

……

对城市的多样文化的控制，提示了控制从暴力、仇恨犯罪到经济衰退的种种城市问题的可能性。文化多元主义及其相互敌视的派系引起的冲突——种族政治与城市暴乱——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不过是一种幻觉。但随着公众的流动性变得越来越大，成分变得越来越多样，传统的机构——既包括政党也包括社会阶层——在表达个人的认同方面变得越来越无关紧要，创造城市形象、定格城市画面的文化力量正变得越来越重要。那些创造形象的人也塑造了一种集体的认同。不管是像迪斯尼这样的媒体公司，还是艺术博物馆或政客，它们都发展了公共文化的新空间。迪斯尼乐园、布莱恩特公园、索尼广场以娱乐为主的零售店，已经加入中央公园、百老汇剧院区和帝国大厦顶层等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的重要公共空间。如果我们对它们对于城市生活的再现不加质问就接受了这些公共空间，那么我们就有屈服于一种在视觉上有诱惑力的、私有化的公共文化的危险。

象征经济

所有穿过曼哈顿中心城区的人，都会面对象征经济。相当数量的新公共空间，从文化象征与企业资本的交织之中获得了它们特殊的形态。

……

在四十二街上，我的办公室对面的布莱恩特公园，被视作近年来在纽约创造的最成功的公共空间之一。在一个阶段的衰落、荒废、每日为流浪汉与毒品贩子所占据之后，一个由当地的不动产拥有者与他们主要的公司租户组成的非赢利性商业协会，称作布莱恩特公园，在时代广场建造一家旅馆和一个主题公园。并且，作为一个雇主，迪斯尼已经重新定义了工作的角色。通过提出一个正在崭露头角的服务经济的转变模式，迪斯尼已把C.莱特·米尔斯在1950年代描述的白领工作者转化为执行“灵活”任务的一种新的变色龙。在迪斯尼公司总部的计划者是所谓的“想象师”；在它的主题公园里面化了妆引导人群的人则成了“剧组成员”。迪斯尼的经验提示，象征经济不仅仅是它提供的服务的总和。象征经济统一了金融、劳动、艺术、表演和设计的物质实践。

文化经济的突出地位也促成了一种有关差别的语言的产生。它提供了一套区别的编码，是夹杂在民主化的主导话语中的一种杂音。……城市内部的贫民区里对时尚十分敏感的青少年，都热心地模拟Armani A／X、Ralph Lauren Polo名牌店里的最新货品，来做自己的“行头”。要求公正的不谐和音被转化成了对牛仔裤的一致需要。文化工业对公共空间的要求，产生了20世纪后半叶的城市暴乱的炫耀的反政治。

象征经济把房地产和名牌服装一样进行再循环。视觉上的炫耀今天在美国和欧洲的城市起作用，因为地点的身份是由其提供愉悦的场所建立起来的。……在布莱恩特公园，巨大的白色篷帐和有顶棚的人行道为纽约时装设计师的春季和秋季展示准备好了布景。一年两度，公园里到处是时装媒体、狗仔队、店家购买者和超级模特，他们在做着文化的生意，并使布莱恩特公园重新成为一个充满生命力的、重要的地方。我们这些纽约人自愿地成为时装业的戏剧的参与者。作为文化的顾客，我们被卷入了象征与空间的相关的生产。

随着城市与社会越来越强调视觉化，迪斯尼公司和艺术博物馆在定义公共文化上起着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我所指的是，首先，公共文化已成为产生为人数巨大的人群所接受的意象的一种过程。在这一意义上，文化工业和文化机构进入了政府留下的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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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把公共文化看作是建立在社会的微观层次上。它由组成了街道上、商店里、公园内——那些我们感受到城市里的公共生活的空间——的日常生活的社会交往所产生。置身于这些空间，以某些方式利用它们，并赋予它们我们自我和我们的社区的感觉——把它们占为我们所有，反过来也被它们占为它们所有——的权利，组成了一个在不断变化的公共文化。拥有经济和政治力量的人们有最多的机会，通过控制石头和混凝土建造起来的城市公共空间的建筑，来塑造公共文化。但公共空间在本质上是民主的。谁能够占有公共空间并定义城市的形象，是一个没有确定答案的问题。

纯粹用视觉上的术语来谈论城市文化，对创造了象征经济的政治和经济的物质实践是不合理的。但是一种严格的政治-经济学的方法也不能揭示社会分别的视觉与空间策略的微妙力量。如我在《权力的景观》（Land Scape of Power，1991）一书中所提出的，城市象征经济的兴起根源于两种长期的变化——相对于郊区和非市区空间的城市的经济衰退，与抽象的金融投机的扩展——也根源于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开始的一些短期的因素，如新移民的大规模拥入，文化消费的发展，身份政治的商品化。这是一种包容一切的、结构的、唯物主义的观点。如果我是对的，那么假如不理解下面的这几样东西，我们就不能谈论今天的城市：

城市如何利用文化作为经济基础？

利用文化作为资本如何发展为公共空间的私有化和军事化？

文化的力量如何与恐惧的美学相关联？

作为经济基础的文化

假使我们把旧的马克思主义的关于社会基础及其上层建筑的关系的理论颠倒过来的话，我们可以把文化视作生产基本商品的一种方式。实际上，文化为几乎所有的服务业提供了基本的信息，包括象征、模式与意义。……因为文化是一个产生象征的系统，所以诱使人们购买某一商品的任何企图都成了文化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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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种观点来看，文化机构使得一座城市在吸引商机与企业精英上赢得了相对于其他城市的竞争优势。文化促成了名牌产品的连贯性与一致性。……在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和欧洲城市，文化已更多地成为地方政府和商业联盟的商业策略里的一种工具。在战后的经济转变中，谁能建造最大的现代艺术博物馆，就显示出谁的金融部门最有活力；谁能把滨水区从破败的码头转化为公园和游艇补给区，就显示出谁最具有扩大管理和专业人才团队的潜力。这也许是对郊区的工业园区和办公区域的无法克服的孤立主义挑战的一种合理的回应。像詹姆士·罗斯（James Rouse）这样的规划与发展商认为，城市通过打美学的多样性这张牌，可以抵抗郊区在视觉上的同质性。

但文化也显示了这样一支劳动力队伍的存在，它十分适应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降低了的收入预期的革命。相对于挥金如土的饶舌乐和摇滚乐歌手，“高雅”文化生产者是生活在边缘上的；多数视觉艺术家、艺术场馆的管理人员、演员、作家和音乐家的收入表明，他们肯定习惯于清苦的生活。但是，相对于其他产业中的工作人员而言，艺术家在工作任务和上班时间上有灵活性，并不总是参加工会，显示出驯服甚至“文雅”的性格。

……

作为组织空间的手段的文化

几百年以来，城市的视觉再现“推销”了城市的发展。形象，从早期的地图到有照片的明信片，不仅仅是反映了真正的城市空间；相反，它们是对一座城市的纪念碑性质经过想象的重组。20世纪视觉媒体的发展，使得照相和电影成了组织城市空间的最重要的文化手段，至少直到70年代。从那时起，随着《金刚》一类的超现实主义转变为《银翼杀手》（Blade Runner），与再发展开始集中于消费活动，物质的风景本身——建筑、公园和街道——成了城市最重要的视觉再现。

《哈里，如果我跟你说了，你会懂吗？》是文化组织空间以投射一个城市发展的形象的更为超现实的例子。1991年，代表抽象画家阿尔·赫尔德的安德雷·埃默里希画廊，在五十八街和麦迪逊大道之间的高级商业区租用了几间底层的零售商业用房，来展示赫尔德的一组大型油画。……这个除了赫尔德的色彩鲜艳的油画以外空空荡荡，只有在水泥地和粗大的柱子上临时设置起来的灯光的店面的景象，让人想起了苏荷在通过用文化来吸引中产阶级向破败地区移居，来提升房地产价格的成功。不然的话它就是表明了经济的不断衰退，使得空出的空间逐渐为象征经济所占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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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城市里更多的普通形式的视觉再现在节日、体育场和购物中心，把文化活动和大众喜爱的形象联结在了一起。尽管这些可以被简单地贬低为支持新的办公建筑的“吸引顾客的廉价商品”，但我们也应理解它们为象征经济产生了空间。

……(www.xing528.com)

把公共文化跟商业文化联系起来，对社会认同与社会控制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保护一种形象的社会生态，经常需要一个鉴定家看待过去的眼光，需要通过重新塑造城市的集体记忆来再读社会阶层的区分和金融投机的可见操作。

……

但是把新的形象吸收进城市的视觉再现可以是民主的。它可以整合而不是离间社会与种族的集体，它也可以帮助形成新的集体认同。在纽约市，加勒比海地区的移民每年组织一个很大的活动，即西印度群岛裔美国人日狂欢节大游行，每年的劳工节在布鲁克林的东花园大道举行。这一游行在从这一地区的许多小国来的移民中间创造了一种泛加勒比海地区的认同是起了很大作用的。这一游行也为大卫·N.丁金斯（David N.Dinkins）市长在1989年所说的多种族人口的“美丽拼图”提供了旁证。

安全，种族与文化

公共文化最易受到的威胁来自日常的恐惧：人身攻击，漫无目标的暴力，以及以特殊人群为目标的仇恨犯罪。这些身处公共空间可能碰到的危险彻底破坏了开放的原则。恐惧感对于住在城市里的年长者来说有如家常便饭，就像时间与空间对他们的侵蚀一样。……因此人们如想融入公共文化，城市对于他们来说并不太安全。

建造更多的监狱、使用死刑都是“严厉惩处”罪犯的极为平常的手段。我在公共汽车上听到一个男子说道，“将所有人都关起来。”他一时激动，竟将解决办法简化到了极端，甚是可笑。另外一个办法便是将公共空间私人化和军事化，如将街道、公园甚至是商店变得更加安全，但这样也少了几分自由，或是建造如大型超市或迪斯尼世界似的地方。这些地方只是因为许多人出于共同的目的去那才看似公共空间。如果从社会平等、民权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要想在公共空间强调社会各阶层的差别，并不那么容易。逃避现实导致了迪斯尼乐园对公共空间的私有化。它创造了一种与众不同，但最终却更为险恶的公共文化。

【注释】

[1]［美］L.芒福德：《城市的形式与功能》，陈一筠主编：《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52页。

[2]［美］L.芒福德：《城市的形式与功能》，陈一筠主编：《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54—55页。

[3]［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573—574、574、582页。

[4]［美］L.芒福德：《城市的形式与功能》，陈一筠主编：《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55页。

[5]［美］L.芒福德：《城市的形式与功能》，陈一筠主编：《城市化与城市社会学》，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第54—55页。

[6]［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4年版，第171、584页。

[7]［法］米歇尔·福柯：《不同空间的正文与上下文》，陈志梧译，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8]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UK），Cambridge，Mass.Blackwell，1991，p.154.

[9]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UK），Cambridge，Mass.Blackwell，1991，p.26，pp.30-64.

[10]参考Michael J.Dear：《后现代都市状况》，李小科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6—90页；包亚明：《空间、文化与都市研究》，《文汇报》2005年11月7日。

[11]Michel Foucault.Of Other Spaces，Diacritic，1986，p.24.

[12]参考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63—166页，“空间”条；［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7—190页。

[13]Edward W.Soja.Postmodern Geographies.New York：Verso，1989，p.22.

[14]Edward W.Soja：《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35页。

[15]Edward W.Soja：《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99、102页。

[16]参考Edward W.Soja：《第三空间：去往洛杉矶和其他真实和想象地方的旅程》，陆扬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译序和第二章“空间性的三元辩证法”；陆扬：《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外国文学研究》2004年第4期。

[17]在中国的理论话语中，存在着对“都市／城市”的混用情况，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有三：其一，中国学者对“城市化／都市化”的关注最先是从区分乡村文化／民间文化开始的，在这种前提下，城市／都市的区分并没有多大必要。其二，从严格的社会学意义上讲，中国目前的都市化现象其实并不普遍，堪称“国际化大都市”的也还只是凤毛麟角，但在日益频繁交往的当代社会中，都市性因素已渗透到了中小城市乃至城镇乡村，因此，如果说要准确描述中国的城市化／都市化现实的话，也许这种“城市／都市”的并置与杂交正是中国的特点所在。其三，当前以“都市文化”为名的研究大有取代“城市文化”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并无严格的学术性的支撑，而更多地来自各大城市日益高涨的“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热”和以“都市”为学术话语的时髦的刺激。因此，当我们在中国语境中考察“都市文化研究”时，不可能完全依照社会学意义上对“都市化程度”的区分，将之与“城市化”作出截然的区分。

[18]［英］斯图尔特·霍尔：《文化研究：两种范式》，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19]当然，这种局面到了21世纪发生了改变，2002年，朱晓琳发表的《哥本哈根的雨》在高速发展的上海都市化背景中重新找回了中国都市文化的自信心（尽管这种对中西都市文化的重写仍有许多可争议之处）。

[20]李建盛：《从风情叙写到欲望描绘：北京文学都市话语的转变》，《北京社会科学》2000年第3期。

[21]冯骥才：《手下留情：现代都市文化的忧患》，上海：学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7页。

[22]［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兴起》，夏铸九、王志弘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96页。

[23]所谓“后发”指的是现代化启动较晚；而“外生”则指最初的动力来源于外部。城市化作为现代化进程中重要的评价性指标，同样也是现代化基本特点的反映。因此，我们可以套用中国现代化路径而将中国的城市化命名为“后发外生型城市化”。

[24]选自［德］瓦尔特·本雅明：《巴黎，19世纪的首都》，刘北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25]理想（ideal）是1578年借用的拉丁语词；忧郁（spleen）是1745年借用的英语词。

[26]选自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27]选自包亚明主编：《后大都市与文化研究》，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