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性对中国文化研究的重要性

文化研究从哪里来？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由伯明翰学派追溯到法兰克福学派，进而与19世纪末以来的人文思潮广泛地联系起来。但是这些人文学术思潮又从哪里来？其实正来自西方现代工业文明的兴起，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进程。当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格拉夫梅耶尔声称，在法国，可以将96%的法国居民归入“工业与城市人口地区”时，我们可以发现，支撑西方人文学术，因而也是文化研究的重要现实背景的正是城市／都市。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都市性构成了文化研究对象的空间属性。不过，对中国目前正在兴起的各种类型的文化研究来说，却存在着对这种都市性的漠视或有意的省略。无论是“韩流”还是“超女”，无论是生产主义还是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文化现象的都市性并没有得到严格的限定，以至于不少论者将之泛化为中国当代文化的特点。这就不能不让我们警惕了。以消费社会问题为例，中国的社会现实却与西方当代社会完全不一样。一方面，在中国部分城市，以城市为中心的消费文化获得了很大的发展，这为中国开展消费社会研究提供了部分现实的土壤；但另一方面，广大农村被排斥在消费文化领域之外，城市中文化发展的不平衡现象仍然大量存在。正因为如此，当我们在从事中国的消费主义、消费社会研究时，必须首先明确一个基本的前提，即这些现实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高的都市空间之中，如果我们过分“乐观”或“悲观”地将这种有效性范围泛化为整个中国的现实，并视之为“走向”，能不谬乎？反过来，如果我们仅仅因为中国的贫困人口还在为温饱问题而奋斗，因为消费社会因素还只是局限于都市、现代传媒、新新人类就认为不值一提的话，那么我们则很可能会贻误批判和修正的时机。

严格来讲，都市空间成为当代文化批评重要论域主要是来自两方面合力的结果：其一是在现代化进程和现代性反思背景下，城市社会学日益成为备受关注的领域；其二是空间日益成为文化理论分析当代文化现实、实施文化批判的有力武器。都市／城市作为现代社会人口集聚的空间，几乎浓缩了绝大部分的人类活动，伴随着都市／城市的发展，芒福德所提出的“城市作为文化的容器”的观念一次次得到全新的诠释。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来看，城市的形成与发展是人类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中西方文化都经历了城市形成及城市化的过程。尽管学者分别从社会、经济、地理、文化、政治、军事等不同角度对城市进行了不同的定义，但是正如芒福德所说：“人类用了5 000多年的时间，才对城市的本质和演变过程获得了一个局部的认识，也许要用更长的时间才能完全弄清它那些尚未被认识的潜在特性。”开始于18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完成了城市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随着工业革命而展开的人类社会的现代化进程，城市化速度大大加快，人口的集聚速度大大加快，社会文化生活的重心向城市转移与集聚的速度大大加快，人类社会开始了以城市为生活聚居中心的全新时代，与之相应的便是城市问题日益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摆在了人们的面前。对城市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社会现象进行系统研究逐渐成为社会学关注的重要问题，城市作为不断集聚的空间，几乎将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都席卷其中，但是，在城市与文化的关系，尤其是城市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上，视城市发展与文化传承相敌对的观念一直占据上风。从空间理论的发展来看，空间成为文化批评的理论资源来自它向都市／城市文化的渗透，来自它对城市社会学的哲学提升。由于都市对象的引入，空间获得了其强大的文化批判力量，并演化成“虚”与“实”两脉都市空间研究路向：从“实”的都市空间研究来看，从对漫游者的关注开始，本雅明开创了以拱廊街为代表的巴黎都市空间的研究；沙朗·佐京也从迪士尼公司、艺术博物馆等对城市公共文化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发掘了空间维度的文化意义；戴维·哈维则将时空压缩视为近代以来人们的时空体验。从“虚”的都市空间研究来看，作为社会学的奠基人，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的著述中已经对这类空间问题有所体认，在真正将空间理论引入文化批评的列斐伏尔那里，空间不再仅仅作为人及其活动的环境、背景，而且也成为生产的对象，而这正是现代社会都市化进程的结果。此外，福柯从权力的角度展开的空间分析、爱德华·索亚提出的第三空间理论等都成为重要的理论资源。(www.xing528.com)

当前中国的都市文化研究热潮中有两个现象值得特别关注：一是现实层面上大大提速的中国都市化进程，这一进程可以具体描述为“农村城镇——中小城市——大都市——都市带／都市圈”的线性发展，其中后一环节构成了对前一环节的超越，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使得“全球城市”“世界城市”“巨型城市”成为都市化发展目标；二是理论层面上西方的都市社会学成为中国学者信奉的理论经典，无论是都市社会学的中性研究，如滕尼斯、涂尔干、戈特曼、卡斯特，还是都市社会学的人文批判，如齐美尔、韦伯、芒福德、本雅明，都无一例外地被大量引进中国。不过，西方的都市化进程和都市社会学研究赖以支撑的最重要的事实在于较高层次的都市化水平。据《2005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统计，截至2000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比世界平均水平要低12个百分点，比世界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低40个百分点。那么，所缺的部分是什么呢？是农村。不难发现，直到现在，城乡二元结构仍然是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基本结构范式，农村因素的重要性仍然不可轻易忽视。也许，正是因为这一中国问题的特殊性，才使得我们的都市文化研究有了真切的现实针对性。于是，中国都市化进程中所遭遇到的各种文化矛盾与问题陆续浮出水面。比如说，一方面是中国城市化水平极低的现实，而另一方面则是建设“国际化大都市”的狂热；一方面是以农民工为主体，以来料加工为特点的“世界工厂”型生产还占有相当重要的比重，但另一方面则是以信息化为载体、以资本运作为特点的虚拟经济的兴起；一方面是承载着数千年文化积淀的不健全的市民社会，但另一方面却是依托大众传媒而滋长的相对开放的文化消费热潮。这些现象表明：第一，都市化在中国还并未成为现实，至少还不是普遍性的事实；第二，在都市化冲动背后有着不少隐忧，这使得从客观上谈论都市文化时，不得不认真面对一个现实——是做抽象的都市文化理论，还是研究中国都市化进程中的文化矛盾？第三，也许真正的问题正是：作为“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国家，中国的都市化同样也带有这一现代性特质。我们只有在全球性都市化背景和中国自身城市化进程的交叉点上，才有可能找到中国都市文化研究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