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柯后的话语分析及其多种模式应用

语言学视阈里的“话语”概念，不仅局限于和书写“文本”相对照的口头对话的延伸部分，也指涉书面语言及其延伸部分。概而言之，即针对主题或者目标的谈论方式，包括口语、文字以及其他的表述方式。话语不仅反映和描述社会实体和社会关系，还建构或“构成”社会实体与社会关系。不同的话语以不同的方式建构各种至关重要的实体（它们可以是精神疾病、市民权或文化水平），并以不同的方式将人们置于社会主体的地位，譬如成为医生或病人、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等。可以说，话语不是纯粹的个体行为或情景变量的折射，而是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话语和社会结构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的关系。一方面，在最广泛的意义和所有层次上，话语是被社会结构所构成的，并受到社会结构的限制，受制于社会层次上的阶级和其他关系；另一方面，话语实践又是建构性的，它有助于再造包括社会身份、社会关系、知识体系和信仰体系在内的社会本身，有助于改造社会、组成世界。

社会学里的话语分析法，大致分为“非批判的”方法和“批判的”方法两类。非批判的方法致力于话语分析的某种描述性体系，这类描述性体系以一些单位为基础，高级单位由低级单位构成。比如在语法中，一个句子由若干个子句构成，子句由词群构成，如此等等。批判的方法不同于非批判的方法的地方，“不仅在于描绘了话语实践，而且在于揭示了话语如何由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关系所构成”^[25]。话语被广泛地应用于批判性的社会理论和分析之中，是在福柯之后。在福柯那里，话语不只是语言，一种话语就是一种调控权力之流的规则系统。无论这种权力是肯定的，还是司法的。所以，福柯式分析的一个主要目标便是“理解那种创造出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空间的各种机制”，他的分析一直是一种“行动”^[26]。在诸如话语与权力的关系、社会主体和知识的话语结构、话语在社会变化中的功能等领域，福柯的工作对社会话语理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话语分析过程中，除了文本分析之外，谈话分析经常被认为是给文化研究提供特别的机会。它是由一群自称为“民族方法学者”的社会学家发展起来的，侧重于交谈者用来制造和解释谈话的那些方法。特德里·波顿的《人们在谈论：谈话分析与符号互动》对其中的某些可能性作了评论，她将自然状态下的谈话描述为语言行动，视为社会互动的中心，她用自己的著作向我们表明了对日常互动过程中文化结构的运作的分析有着巨大的潜力^[27]。(www.xing528.com)

将话语置于研究中心的最大优势在于把心理学的关注与社会分析结合起来。传统社会心理学假设心理过程内在于个体之中，话语只是作为表达和反映先在心理实体的媒介。当话语被视为有着行动取向时，必然意味着对话语过程的描述亦是对社会过程的描述。话语分析的应用，存在多种模式。根据社会心理学家的概括，有两种模式得到广泛的使用。第一种是“通俗化”，即尽可能主动地传播知识，譬如阿特金森通过谈话分析的研究来阐明政治演说家用以获得听众支持的技术。第二种是与被研究对象展开对话，譬如马尔凯参与到对科学家的话语分析当中，研究教育体系模式的成效^[28]。随着话语分析的普及，社会学内部的应用已越来越多，包括性别研究、社会分层等知识领域都开始尝试着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