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特征及其在文化研究中的重要意义

民族志（Ethnography）又称人种志，在希腊文的字面解释是“对民族的描述”，即对一个群体或者一个种族人们的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方法源于20世纪初期文化人类学家对异民族文化的考察，他们对其研究的文化对象或目的物作田野调查，专注于发现和记录文化中的互动、事件和生活的意义，尤其是马林诺夫斯基创造的“参与观察法”，用一套有效的科学规则把资料员与研究者的身份完美地合二为一，包含一整套完整的规范：其一，选择特定社区；其二，进行至少一年的现场调查；其三，能够使用当地语言；其四，先从本土的观点参与体验，即先以“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看待文化，最终达成对对象的客观认识。这使民族志具有亲历性和内在性的特点。总之，民族志研究要求研究者亲身深入某一族群的文化，直接参与该族群的社会、经济、仪式等方面的活动，并在其中长期生活，从内部提供对该文化的意义和行为的叙述，并通过学习该族群的语汇和思考方式，来理解它的文化实践。由于民族志研究方法的独特之处，使得使用此方法的研究日益增多，呈现多样化特征。晚近学者在延续传统方法的过程中，更注重“对他们赋予研究对象以意义的过程的反思，彻底地让研究对象发出自己的声音”^[22]。

格尔兹的阐释人类学在民族志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拯救文化人类学学科的存在与发展，他以“深描”和“地方性知识”为武器，以观察、移情、认知、自觉地追随“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去阐释和维护民族志的地位，重新探讨文化之源。深度描述和记叙是对个人经历中的问题进行详细的描写，这类描写必须能将行为背后的意图和意义揭示出来。比较而言，浅度描述不涉及细节，只是简单地报道事实，常常还会被称作“说明”^[23]。由于受到了韦伯关于文化是“富有意味的网”的观念的影响，格尔兹指出，“人是悬挂在由他们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上的动物”，因此，对文化的分析“不是一种探索规律的实验科学，而是一种探求意义的阐释性科学”。他认为这张网是始终持续地被编织着的符号之网，而文化人类学家的任务则在于分析这些符号的交通，强调在社会人类学中“正是通过理解什么是民族志，或更准确一些，通过理解什么是从事民族志，我们才能开始理解作为一种知识形式的人类学分析是什么”^[24]。因此，格尔兹的民族志是使用“深描”的方法寻求意义的阐释的“地方性知识”，进而通过真实生活的踪迹触摸人们曾经拥有过的真实生活。(https://www.xing528.com)

作为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方法的民族志，在文化研究领域获得的重要成果，以霍加特《识字的功能》最为知名。霍加特根据亲身经历，描述了20世纪前半叶工人阶级文化的变迁。该书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标题为“一个‘旧的’秩序”，描述了20世纪30年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语言、信仰、价值、家庭生活以及性别关系等；后一部分标题为“给新的让位”，记录了50年代大众文化，尤其是美国的大众文化进入英国以后，工人阶级文化的衰落。在霍加特看来，传统的工人阶级文化侧重口头交往，虽然经济上拮据，生活中却充满合作与互助的精神，是一种家庭和邻里的文化。但二战以后，随着商业化的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的兴起，英国的工人阶级生活方式与文化传统受到了极大的污染和破坏。霍加特把童年记忆和当下观察结合起来，以自传体形式，通过文化对比，表露出对美国式消费主义、娱乐主义观念越来越深入地侵害工人阶级精神世界和文化传统的忧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