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社会学的理论高度和科学性，相关研究流派及方法

社会现象存在于作品之前，作家通过观察社会、描写社会、反映社会，还有可能希望改造社会，其视野必然受到社会条件的限制和规约；社会又存在于作品之后，经由接受者的阅读、鉴赏，作品以反向力回赠社会，生产新的文化趣味和阅读趋向。对社会与文学艺术关系的分析，具有悠久的历史，在史达尔夫人、泰纳、马克思时代，就已提出过被后来者延续着的一些基本原则。卢卡契从黑格尔那里借鉴了“美学类型的历史学”观点，创立了与社会密切相关的“文学体裁的辩证法”^[16]。到20世纪中叶，文艺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或研究方法，达到惊人的理论高度和科学性。按照法国学者莱纳尔德的概括，文艺社会学的研究有两种主要倾向：一是文艺作品的社会学，如书籍、绘画、电影等，社会学家一直在研究它们的社会存在，尤其是“考察创作环境的社会组成以及它的法则和内在规律”；二是把艺术作品本身看成一种物品，考察的是艺术品“得以存在的社会条件”^[17]。于是，文艺社会学不仅产生各式各样的分支，还分裂为若干流派。

“波尔多学派”是个特殊的研究小组，其代表埃斯卡皮于1957年向法国大学出版社社长保罗·昂古尔旺提议，在《我知道什么？》丛书中出版一本“疑问”性的奇特的小书，就是次年出版的、影响广泛的《文学社会学》。在此期间，全国家庭补助基金管理局联合会的刊物《社会信息》出版了一期名为“文学和广大公众”的专号，埃氏撰文作总的介绍，作为从大众交际的角度探讨文学问题研究趋向的纲领。著名社会学家乔治·古尔维奇，亦在自己主编的《社会学概论》里设立文学社会学章节。之后，“文学事实的社会学研究中心”在波尔多大学文学系成立，研究课题是阅读的社会心理学和书籍的发行，“旨在表明我们对作为现象的文学比作为范畴的文学更感兴趣”^[18]。埃斯卡皮认为，文学事实有三个重要的形态，即书、读物和文学作品，在日常用语中，这三个名词界限不明确，它们部分地交织在一起，是经常互相替换着使用的。他指出，书籍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工具，图书品种的统计资料能向我们表明一个国家精神生活的丰富性和多样性，能使我们粗略地估计这个国家的作家人数和创作能力。但“并不是所有的图书都是文学书籍”，“凡不是作为一种工具，而是作为目的本身的作品，都是文学作品”^[19]。也就是说，非实用性，满足文化需要的读物才是文学作品。埃斯卡皮从创作、发行、消费等方面，详细研究了文艺作品在社会中的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问题，力图抹去文学的神圣色彩，重写“人类社会史”。

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强调社会调查和统计方法，带有很浓的经验主义的实证意味。几乎同时，另一位学者戈德曼在1959年进入巴黎高等研究实验学院，也开始主持文学社会学项目，并逐步形成了发生结构主义的文学社会学流派。他坚信，作家表达的不是个体变化的观点，而是处于相同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下一个团体的思想体系。探索作品与社会阶级的关系，寻找作品产生的社会和文化条件，是批评家的重要工作。戈德曼说过，发生学结构主义思想立足的第一个看法是，任何关于人文科学的思考都不是从社会外部，而是在社会内部产生的，它是社会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这种精神生活也是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辩证和发生学社会学第二个基本概念是，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对个人或集体主体的回答，这种回答构成使既成形势向主体所希望的方向变化的意图，因此，任何人类的行为、事实都有意指特征^[20]。按照戈德曼的意思，社会生活与文学创作之间的关系，不在人类现实中这两个领域的内容，而在一些“精神的结构”，精神结构显现为小说等文学形式，它与人们之间相互关系、人们与财产的关系同源或同步。(www.xing528.com)

正如西尔伯曼在反思文学社会学学科时所言，社会学与文学学探索的对象都是“人”，尽管探索方式不同，但只要“两个领域都没有表现出垄断的欲望，都不坚持自己的法定利益，那么两个领域不仅可以互助互益，而且还是相互依赖的”^[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