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学倾向于关注宏观社会问题,像政治体系或经济秩序这样大规模的社会系统的运作、变革,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帕森斯王朝的崩塌,宏观社会学失去了其垄断地位。相应地,社会学家开始关心人们面对面互动情景下的日常行为的规律,这类聚焦个体或小群体的研究取向,被称为“微观社会学”。微观社会学研究对象广泛,形成多个规模不一、理论分殊的流派,以戈夫曼作品为中心的“拟剧理论”便是有影响的一种,并成为日常生活研究的经典案例。
与符号互动论的旨趣一样,戈夫曼也有意识地避免根据系统的命令来说明人的行为举止。虽然他本人并无处理社会理论核心问题的宏愿,也不喜欢作者著作被分类或归类的做法,但我们透过日常行为印象主义研究本身,还是能够激发对更大社会问题的想象,并明显感觉到西美尔(又译为“齐美尔”)、米德等前辈的思想影子[11]。戈夫曼关注的是一个个体或群体在与他人互动过程中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和技术,使得他人产生行动者所期望出现的形象。他引述了帕克的话作为佐证:“人”这个词的第一个意义是一种“面具”,“无论何时何地,一个人总是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他(她)在扮演着一种角色……我们正是在这些角色中彼此了解的,也正是在这些角色中认识自我的”[12]。这要求行动者在日常交往时,必须不断地监控自己,掩饰某些方面而突出另外的方面,达到希望中的自我。戈夫曼将努力产生、维护理想印象的过程比作戏剧表演,并用一套戏剧学的术语分析了个体和群体的各种技术。
戈夫曼认为,社会是一直在演出的戏剧舞台,每个人都是社会生活舞台上的演员,表演就是个体处在一批特定的观察者面前持续出现时所表现出的、对观察者具有影响作用的全部活动。表演的区域有前台、后台之分,前台是个体在其表演中有意或无意使用的标准的“表演装置”,包括外部装置和个人门面。外部装置为表演者提供空间、舞台背景、舞台道具,从地理上看往往是固定的,但也有随表演者一起移动的;个人门面包括官职地位、衣着、性别、种族特征、相貌、姿势、谈吐、举止等,依照这些符号表达信息的功能,通常可以划分为“外表”与“举止”。一般我们期望外表与举止之间存在确定的一致性,期望“互动者之间社会地位的差异将能以某种方式,通过由预期的互动角色组成的指示性行为中存在的一致性差异而表达出来”[13]。在谈到“印象管理艺术”时,戈夫曼承认,特定表演者在其表演期间,总会有一些事实插进来,削弱或破坏塑造自己所期望的印象,这得采取必要性的防卫技巧予以控制:首先,“防卫的态度与实践”,包括“拟剧的忠诚”,意指剧班成员必须能够相互信任而且保守机密。其次,“保护的实践”,指由于机敏,观众本身挽救表演者的演出,例如观众自愿地离开后台区域,或者面对尴尬的处境,人们乖巧地不注意。还有,表演者对观众给予的暗示保持敏感,以便依照着改变其行为[14]。(www.xing528.com)
利用戏剧术语解释面对面互动关系的不只是戈夫曼,社会学家肯纳斯·伯克在《关于动机的原理》一书中,也制定了一套描述和分析社会上个人之间相互作用的拟剧模型。它包括五个构造要素,即动作、舞台、动因、目的、手段。动作是指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下发生的活动;舞台指动作的背景,具有多样性;动因指反思着的个体——演员;目的指个体互动时形成的动机;手段指调节人的相互作用的语言[15]。整体地看,拟剧论、拟剧模型的研究工作,虽然没有宏大的理论建构,但对社会学史却产生重要影响,像科林斯的“互动仪式链”、哈贝马斯的“沟通理性”、吉登斯对宏观微观界限的弥合,都受到过它们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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