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现象对当代文化的影响

传统社会学习惯于把“社会事实”作为研究对象，这种社会事实有时通过个别事实表现出来，但又截然不同于个别事实的特殊实在。通过言传口教、教育师授，甚至文字的形式流传下来的习惯，渗透着公共性和约束力。迪尔凯姆就以“集体表象”的概念，建立自己独特的文化社会学。他的“集体表象”与广泛的文化概念意涵相近，包括团体意识、行为方式、制度等，这些都是超越个人心理的，具有外在性和强制性的特征。所以，在他那里，社会学对社会事实的研究，也是对“集体表象”的研究。这既反映了经典社会学对文化问题的一贯重视，也引发了其后在社会学领域内部，对文化地位问题的不同解读。迪尔凯姆认识到，工业革命不可遏止的发展，推动了经济结构、社会关系和基本的文化取向的深刻变迁，过去延续下来的价值、信仰、习俗、社会关系和谋生的模式，逐步土崩瓦解或趋于消灭，如何在社会语境下重建一种带动社会团结的规范和秩序，才是亟待关注的。像自杀、宗教、仪式等文化形式、机制的研究，正是为了巩固新的道德秩序的基础。文化，是解决个人与社会冲突关系的中介环节。

基于迪尔凯姆的文化功能主义立场，塔尔科特·帕森斯提出了有关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另一种分类。帕森斯认为，“社会系统”是个体的互动体系，而“文化系统”则提供了共享的有意义的符号，从而使社会行动者能够相互沟通；文化系统定义了一个社会角色及其期望的模式化或制度化体系^[1]。在帕森斯宏大的理论框架里，社会系统要想维持一种秩序，必须满足一定的功能先决条件，换句话说，社会系统要获得文化系统最低限度的支持，才能避免互动中断。因之，帕森斯对文化系统中的价值、规范的命题尤其感兴趣，他认为包裹在制度文化中的信仰、象征、意识形态对其他如个性、集体以及文化客体具有整合功能，起到强化团结意识的功效。我们看到，帕森斯坚持一种分析的“自主性”，集中于个人、社会与文化的“融合”，这种“文化分析的巨大威力集中表明，价值在规范社会生活和形成个性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但帕森斯对文化系统只涉及很小的一部分，他专注价值，将其视为制度化的符号子系统，最终弱化了解释社会生活的能力。

帕森斯的“综合”努力，既使其建立起一个能够融合不同的传统和消除宗派斗争的分析体系，同时，当人们应用这些理论模式又不难发现其间所包含的一种更加理想主义、片面的立场，尤其是与现存的社会条件的明显冲突。以关注社会事实为己任的社会学家，必然要穿越这一理论的魔障，重新寻找能够解释现实矛盾的新视角。在帕森斯之后，从多个方面延展乃至解构帕氏体系者层出不穷，并形成多样化的理论模型和分析方式。例如，“历史社会学和政治文化是形成发展关于文化和社会结构的新观念的两个主要领域”^[3]。他们关注政治问题以及民族国家的形成和消亡，特别对文化变迁——即文化是怎样与社会结构一道或独立地导致了民族国家、社会阶级或民族群体之间（或之内）的关系、日常生活的性质等方面的变化——感兴趣。在这些理论的发展过程中，有一个显著的变化便是越来越强化文化的独立自主性，甚至于文化比结构更具有基础性的意义。至少，文化不再只是受决定的大的社会系统里的一个微不足道的“结果”，相反，文化属于宏观社会整合力量的类型，由语言、教育、出版、传播及消费品等具体机制得以落实。

社会学对文化的关注，或者将社会事实、社会现象着力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成为20世纪末社会理论视野的重要景观。这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集体性的“文化转向”，人类学家、历史学家、文学批评家、哲学家，为了延展、开拓本门学科的疆域，重新找回学科曾经拥有的知识话语权力，文化被赋予迥异的意涵，堂而皇之地进入截然不同的叙述体系，成为连接个人、历史、文本和社会生活的桥梁。二是社会结构的变动，致使花样繁多、全新的社会现象接踵而至，它们以文化的面目闪亮登场。过去一直处在工业中心的制造业逐渐衰退，而商贸活动的频繁开展，服务业的急剧增长，使得餐饮、旅游、传媒、舆论、购物以及心理咨询和治疗等，越来越成为关涉人们日常生活行为和意识的运作机制。政治性的话语，怎样被日常生产、消费观念所解构，并通过权力重组，建构、组织起一个更加一体化、结构化的“有机社会”^[4]，必然引发对包括文化在内的诸多问题的省思。社会学领域的文化分析，恰恰根据经验和理论的互补性特点，有效提供社会、文化、权力相互关系的认知窗口。(www.xing528.com)

吉登斯就从更大的范围，探讨过社会与文化的紧密关系。从发展的眼光看，社会有着不同的形态、规模，其结构规律亦各不相同。最早的狩猎和采集社会，小到只有三四十人，现代工业社会，就像一个包裹一切结构性因素的系统，将个体连接在一起且具有内在的关系。个体组织起来的方式，便是共同的文化。所以，文化对人类而言，既包括无形的信仰、观念、价值，也包括有形的实物、符号或技术，概括地说，文化是“一个社会的成员或其群体的生活方式，包括他们的服饰、婚俗和家庭生活、工作模式、宗教仪式以及休闲方式等”^[5]。社会成员正是经过生活方式的熟悉和习得，发展出自我认同感以及独立思考和行动的能力，完成社会化的过程的。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文化，除了集团内部关系，表征出来多种多样的社会征候，还因政治、环境、种族、传统的区隔，存在着丰富、复杂的文化形式。吉登斯在吸收人类学成果的基础上，对文化意涵的总结性界定，为我们认识、理解社会现象与当代文化的关系，作了极为明确的诠释。

不过，社会现象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显然不能仅仅局限在呈现与命名的对应模式上。当代社会理论中文化与社会的复杂性论述，还基于我们对文化本身结构、功能多层次的反思和考量上。19世纪以来，现实主义美学话语占据了首要地位，知识分子依赖艺术作品独特的现实性，获得关于外在世界权威性的解释框架。但是，消费主义的表征策略改写了现代主义艺术本质化的书写方式，代之以“指向其他意象的意象”的“广告”化的文化实践模型^[6]。社会身份、自我意识不再来自客观现实的“反映”，反而经由文化话语得以确立。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新方式，不仅说明表现社会现实结构的本质在变化，而且意味着文化形式还在强有力地重绘着社会现实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