镜像期中我的功能构成：精神分析实践揭示

雅克·拉康

导读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法国精神医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具独立见解，而又是最有争议的欧洲精神分析学家，被称为“法国的弗洛伊德”。

有意思的是，拉康是在提出“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基础上完成自己的诸多原创命题的，他最负盛名的“镜像阶段”概念和理论恰好就是继承与独创相结合的产物。要很好地理解拉康这篇有关镜像阶段和自我认证的文章，我们还得从弗洛伊德于1914年发表的《论那喀索斯主义》一文说起。据该文引用的一则古希腊神话说，河神凯菲斯的儿子那喀索斯经常欣赏自己在水中的倒影并被水里的形象所迷恋，后来竟然为此抑郁憔悴而死。弗洛伊德认为这种自我爱恋的原型普遍存在于人类心中，那些喜欢孤芳自赏或顾影自怜的人都有这种较强的“自恋情结”或称作“那喀索斯情结”。弗氏将此情结与自我概念联系起来，并由此认为人的自我就是在这种心理情结作用下形成的。显而易见，“人对自我的认识需要凭借自己在外界的映像反作用于人的心理”这种观念对拉康有所启示，它使拉康意识到自我认证应该始于人从映射物中获取自我映像。只不过对于拉康而言，这个映射物不是河水而是更常见的镜子。

拉康的镜像阶段本质上就是主体在获取一个影像之后自身所产生的认同变化。据此镜像阶段可以从时间上划分为三个时期：前镜像时期、镜像时期和后镜像时期。前镜像时期大致在婴儿出生到6个月这段时间，婴儿在此期间一切只能依赖母亲的照料才能生活下去，他只能被动地接受外界对他的作用，周围世界在他的印象里都是零碎的或片段的，他既没有形成一个完整身体的概念，也对自身躯体缺乏同一性的理解。到了大约六至十八个月的时候，婴儿一般进入拉康所说的镜像阶段。这一时期婴儿的一个显著变化就是经常会冲着镜中的自己发笑，他看到自己的映像就会变得兴奋，并做出各种姿势和表情来引起大人的注意，拉康认为这预示着婴儿从被动接受阶段向主动行为阶段的转变，这是一种自我认证、自我确立的标志。不仅如此，拉康发现婴儿区分自我的外界参照物就是自己的母亲，换言之，婴儿的自我意识首先是从“他者”身上开始的，在分辨自我与他者的心理过程中婴儿逐渐开始建立起一种“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关系。就这样，经过镜像阶段之后，儿童开始走向成熟，自我身份的确认使得儿童对周围世界的认识发生了质的变化，他一方面保持自己与他者区分的独立意识，另一方面又将自我规训为一个具有社会和文化意义的个体。

［文献］

13年前，在我们上一次会议中，我介绍过镜像期这一概念，自那时起，这个概念在法国学派的实践中已大致确立起来。然而，我认为它值得再次引起你们的注意，尤其是今天，因为我们在精神分析中试用它时，它为揭示“我”的形成过程投下了曙光，正是这种试用才使我们反对任何直接由“我思”而产生的哲学。

有些人可能记得，这个概念最初出现在人的行为特征里，而这个特征被一个比较心理学事实所表明。婴儿在某段时间内——无论这段时间多么短暂——在工具手段智力方面低于黑猩猩，但仍可以认出镜中他自己的形象。这个辨认在儿童发出“啊哈”的富于启发性的拟态中表现出来，科勒视其为情境认知的表现，一个基本的智力行为阶段。

一旦婴儿把握了这个形象，并发现它是空洞的，他的行为就不像猴子那样完结了，而是立即以一系列姿态动作反跳回来。他用这些姿态动作，以嬉戏的方式，来体验镜像运动和被反照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来体验实际混合物及其复制的现实之间的关系，这种复制的现实即婴儿自己的身体、围绕着它的人和物。

自鲍德温以来，我们就清楚，这种事情在婴儿6个月时就可以出现。而这种事情反反复复的出现常使我深思镜子面前的婴儿令人吃惊的情形。婴儿无法行走，甚至无法站立，它被某些支撑物，人或人造物紧紧地支撑着（在法国，我们称之为“会跑的娃娃”），但它还是以一阵欢快的行动克服了支撑物的障碍；它保持着微微前倾的姿态，使之控制在它的凝视中，最终将镜像的片刻面貌带回。

这个行为一直持续至婴儿18个月的时候。而这个行为在我看来颇具意义：这个意义揭示了至今仍疑窦丛生的力比多动力学和人类世界的本体论结构，后者同我对妄想狂认知的思考是相符的。

我们只能将镜像期理解为全部精神分析意义上的一个认同，也即是说，将“认同”理解为发生在主体身上的转换，此时，婴儿获取了一个形象。对阶段-效应而言，这个形象的命运是通过精神分析理论中的一个古老的术语“像”（imago）的使用而充分表现出来。

婴幼期的婴儿难以活动，全靠照护，但还是欢快地接纳了它的镜像。这种欢快的接纳似乎在一种典范的情境里暴露了象征的母体，在此“我”突然处于某种原始形式，之后通过和他者的认同辩证法，“我”被具体对象化了；语言也普遍性地使“我”恢复了主体功能。

如果我们想将这种原始形式吸纳进我们惯常的命名中，那么，它就应称之为理想—我，其意义是，它也将是二次认同的源泉。我愿将力比多标准化功能置放于这个术语名下。但是，重要的一点是，这种原始形式在被社会环境决定之前，就将自我机构安置于一种虚构的方向上，这对单独的个体来说，仍将是无以复原的，或者更恰当地说，只能是渐渐地回复至主体的成形过程，不论这种辩证综合如何成功。

事实是，主体依据身体全貌幻觉式地预见到了他的力量的成熟，这种身体全貌对他而言是格式塔式的，也即是说，只是一种外部性。在此，形貌肯定是组成性的而非已构造的，但是，对主体来说最为重要的是，形貌是种确定的尺度，是种倒转的对称物，它和主体所感觉到的富于活力的混乱运动刚好相对。这样，这种格式塔——尽管其动力方式不甚了然，但它的孕育仍应视作同物种密切相关——通过其外表的两个方面，象征着“我”的心理持续性，与此同时，它也预示了它的异化命运。格式塔也孕育着某些对应性，这些对应性将我同人投射于其中的塑像联成一体，将我同支配我的幻影联为一体，或者将我同那种在一种含糊的关系里自己的世界趋于完结的自动机器联为一体。

事实上，对“像”——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在象征功效的隐约处，粗粗地看出它的遮掩的脸是我们的特权——而言，如果我们对有关自己的身体的“像”出现在梦中或幻觉中的镜子的排布进行判断，不管关注的是它的个人形貌，甚至是它的缺陷，抑或是它的客观—投射；如果我们依据重影的外相——在此，心理现实无论处于怎样的异质性，都表现出来——来观察镜子装置功能，那么，镜像似乎是可见世界的入口。

格式塔在有机体身上可以产生形成的效果，这一点已被生物学实验所证实，这个实验本身同心理因果论如此地格格不入，以至它无法用这些术语为自己说明结论。不过，这个实验还是意识到，雌鸽性腺成熟的必要条件是，它应该看到另一个它的同类，不论是雌性还是雄性。这个条件本身如此之充足，故只要把单个鸽子置于镜子反射的范围之内，预期的结果就会唾手可得。与此类似，就迁徙的蝗虫而言，在某个阶段内使单个蝗虫观察一个与之类似的形象，只要它被这个形象的运动方式所激活，而这种方式又同蝗虫种类特性足够地接近，那么，蝗虫从个体到群体的转变在一代时间里就会完成，这些事实归之于同形认同法则，这一法则本身又陷入美的意义这一更大问题之内，此处的美既是形成型的，也是色欲的。

但是，模仿的情况一旦被考虑为异形认同，同样也具有启发性，它们提出了空间对于活有机体的重要性问题——心理学概念对这些问题的阐明较之将这些问题化减为假想的最高适应规律的荒谬意图更为合适。我们只需回忆一下罗杰·凯路易斯（那个时候他还非常年轻，刚刚同指导过他的社会学派决裂）是怎样通过“传奇性的精神衰弱”这一术语来阐明主体的，他利用这个术语来证实形态模仿是对非实在性的空间的着魔般的迷恋。

我已经在社会辩证法——它将人类认知建构为妄想狂式的——中表明。为什么在同欲望力量领域有关的时候，人类认知比动物认知有更大的自主性；为什么人类认知取决于“微型现实”（little reality）——超现实主义者无休无止地将“微型现实”视作人类认知的界限。这些思考使我在镜像期所体现出的空间式的欺诈中，使我甚至在社会辩证法之前，认识到这样一个结果：人在其自然现实中的有机体的匮乏——只要“自然”一词还有某种意义的话。

因此，我被引至去将镜像期的功能视作“像”功能的一个特例。而这将在有机体及其现实之间——或者，如他们所言，在内心世界和外在世界之间——建立某种关系。(www.xing528.com)

然而，在人那里，同自然的这种关系被处于有机体核心的某种断裂所改变，被新生儿的不安和不协调动作显示出来的原初混乱所改变。锥形体系在结构上的不完整性这一客观观点，以及母体的残存体液都证实了我提出来的观点：在人身上存在着一种真正的“特殊早产”。

顺带提及一下，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实被胚胎学家们认识到，他们将这一事实命名为胎型化（foetalization）。胎型化决定了所谓的神经高级器官，尤其是脑皮层的主导性，精神外科手术使得我们将脑皮层视作有机体内的镜子。

这种发展是作为一种时间辩证法而被体验到的，这种辩证法毅然决然地将个体的成型投入历史之中。镜像期是一出戏剧，它的内在驱力猛然由匮乏转向期待——这就为沉迷于空间认同诱惑的主体生产了一系列幻觉，这些幻觉从碎片化的身体—形象一直到它的总体性形式，我将后者称之为矫形外科——最终，则转向某种对异化身份防护甲的设想，而这则由于其生硬的结构标志着主体的全部心理发展。于是，要破除内心世界与外在世界的彼此循环，就会造成自我明证的无以穷尽的结果。

当分析活动碰到了个体身上某个层面的富有攻击性的零散化的时候，这种碎片化的身体——我已将这个术语导入我们的理论指涉系统中——通常在梦中现形。它以一种不连贯的肢体形式出现，或者是透视术所表现的器官形式出现，它长着翅膀，拿起武器，抗拒内心的摧毁——这同富于幻想的海尔尼玛斯·波希长期在绘画中、在从15世纪到现代人的想象极致的上升中所确定的东西一样。但这种形式在有机体的层面上，在确定幻觉构造的“碎片化”的界限内，还是可以确切地揭露出来，就像精神分裂症患者和歇斯底里阵发症状所表明的一样。

与此相关的是，“我”的形成在梦中是以一个堡垒、或一个露天体育场来象征的——体育场内的竞技场和围栏四周是沼泽和垃圾堆，竞技场和围栏将体育场划分为两个对立的竞赛领地，在此，主体挣扎着寻找高耸的、遥远的内部城堡，此城堡的形式（有时并置于同一剧本中）以一种极其令人吃惊的方式象征着本我。与此类似，在心理平面上，我们发现了设防工程结构，对此的隐喻是自发出现的，好像缘自症状本身，它也表明了强迫症的机制——颠倒、隔绝、删除、复制和置换。

但是，如果我们只凭借主体的假定物的话——不论我们是怎样地将它们束绑在体验的状况里，正是这种体验使我们将它们看作带有语言技艺特质的东西——我们的理论意图仍将受到指控：指控它们将自身投入到一个不可信的绝对主体中。这就是我为什么在目前的、以客观资料为基础的假想中为象征还原法寻求一个指南性坐标的原因。

这种象征还原法在自我的防御中建立了最初的秩序——根据安娜·弗洛伊德小姐在她那本伟大著述的第一部分提出来的看法——且（针对着那种通常的偏见）将歇斯底里的压抑及反复置放于比强迫症的颠倒、隔绝过程更为古老的时期，而后者反过来又是妄想狂式的异化的预示，这种异化始自镜像之我偏斜入社会之我时。

镜像期结束的那一刻，它根据同对应者的“像”的认同和（查洛特·布勒学派在婴儿过渡论现象中恰当地提出来的）原初嫉妒剧，提出了将我同社会复杂情势连在一起的辩证法。

这是这样一个时刻：通过对他者的欲望，它将全部人类知识转化为中介，又通过他者的合作，它在一个抽象的对等物中组构它的对象，并将我转化成这样一种机器：对它而言，每一次本能驱动都构成一次危险，即使是在响应自然成熟之机——这种成熟标准在人身上因而就取决于俄狄浦斯情结（以性对象为例）表明的文化中介。

在这个概念的启示下，原初自恋这一术语——精神分析理论通过它表明了这个时刻的力比多投资特性——揭示了在发明它的那些人身上的最为深刻的潜在语义意识，但是它也揭露了自恋力比多和性力比多的动态对立。当最初的一批精神分析学家求助于破坏本能，实际上也就是死本能，以便解释自恋性的力比多和“我”的异化功能间的明显联系的时候，解释在同他者的任何关系里，甚至是以乐善好施为目的的关系里，它所流露出来的攻击性的时候，精神分析学家还试图界定自恋力比多和性力比多的对立。

事实上，他们正碰上存在的否定性，当代的存在与虚无哲学都有力地宣告了这一存在的否定性事实。

但不幸的是，这种哲学只是在自足意识的限度内理解了否定性，作为这一哲学前提，这种自足意识同构成自我的误认联系起来，同将自己委身于其中的自主幻觉联系起来。这种匪夷所思的奇想，仿效着精神分析经验，在宣布提供了一种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的佯称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一个只承认实用功能的社会的极端历史结果里，在面对集中营式的社会联结体——它似乎将这种结果推向顶端——的个人焦虑里，存在主义应依据它为主体困境——这种困境正来自它——所做出的解释来评判；应依据监牢式的自由来评判；应依据表明掌握任何情势的纯粹意识的重要性的介入要求来评判；应依据窥淫癖—施虐狂式的理想性关系来评判；应依据只通过自杀才自我实现的人格来评判；应依据黑格尔式的谋杀方能满足的他者意识来评判。

就我们的经验教导我们不要将自我看作是知觉—意识系统的中心，或者是“现实原则”的组织而言——此现实原则正表达了对知识辩证法充满敌意的科学偏见——上述主张均遭到我们经验的抵制。我们的经验表明，我们应该从误认功能出发，误认功能对于自我的全部标记是结构，安娜·弗洛伊德小姐对此作了明确的说明。只要这些功能没有在宿命的层次上——这正是本我显身之处——被阐明，而如果这种功能的特有形式是否定，那么，它的结果大体上仍将隐而不露。

我们因此能够理解“我”的形成的惰性，并在那儿发现了对神经症的最广泛的定义——就像主体受到情势的欺诈从而赋予我们疯狂的最普遍定义一样，这种疯狂不仅仅是藏于疯人院墙之后的疯狂，它也是用其狂暴和噪音来吞没世界的疯狂。

神经症和心理症所引发的痛苦对我们来说是心灵激情的磨炼，就像精神分析天平的横杆一样，当我们测算它对全体社会产生威胁的倾斜时，它还向我们提供了磨灭社会激情的标示。

在这种自然和文化的交接处——现代人类学持之以恒地对此进行考察——独独精神分析认识到了想象的奴役这一死结，爱应当再次将这一死结解开，或者是割断。

因为这样一个任务，我们不再相信利他主义感情，我们赤裸裸地暴露了攻击性，这种攻击性潜藏于慈善家、唯心主义者、教师甚至改革者的行为后面。

在我们所保持的主体对主体的求助中，精神分析可以陪伴病人抵达狂喜的“thou art that”的边界，在此，现世命运的密码向他解开了，但是，我们这些精神分析从业者的绵薄之力无法将它引至真正旅程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