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在文化批评中的意义和价值

众所周知，当下方兴未艾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无论是话语资源还是研究方法都并非空穴来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它与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新历史主义的论域重合中找到足够的证据。退一步看，就连其自身的出场也显然不是历史性的天外空降，马克思主义美学、艺术社会学、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等都可以检测出它的DNA中的混血成分。但是，我们似乎没有足够重视20世纪最具影响的，几乎波及所有人文社会科学的精神分析思潮与今天的文化批评的理论渊源。换而言之，作为文艺边界扩容和多学科交叉的产物，文化批评如果主动抛离精神分析学而过分青睐当下思潮中的后现代祈向，那么它批评的手术刀将不仅不能达到其应有的人性深度，更重要的是，它将因为丧失人本主义的立足点而沦为批评潮流中的匆匆过客。毫无疑问，问题域的重合和问题意识的聚焦使得文化批评可以从精神分析那里寻绎自己的理论旨归，即所有关于政治、性别、种族、阶级、权力、审美的诉求和追问最终都要回到个体人格和自我意识的原点上，而无论是文化批评还是精神分析，其论域始终应当在以人为圆心、以文化为半径的范围内。

斯图亚特·霍尔曾说过：“文化已经不再是生产与事物的‘坚实世界’的一个装饰性的附属物，不再是物质世界的蛋糕上的酥皮。这个词现在已经与世界一样是‘物质性的’。通过设计、技术以及风格化，美学已经渗透到现代生产的世界，通过市场营销、设计以及风格，图像提供了对于躯体的再现模式与虚构叙述模式，绝大多数的现代消费都建立在这个躯体上。现代文化在其实践与生产方式方面都具有坚实的物质性。商品与技术的物质世界具有深广的文化属性。”^[22]的确，文化告别了“酥皮”的角色而直接与蛋糕难分彼此，商品—文化—审美三位一体或三元合一已经成为这个时代最耀眼的景观，文化的产业化（物质化）与产业（物质生产）的文化化构筑了当代文化研究最宏大坚实的基地。美国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家罗洛·梅提出应当在“三个世界”中考察现代人的精神嬗变和时代的文化征候，即“人与物的世界”“人与人的世界”和“人与己的世界”^[23]。在“人与物的世界”中，当代文化研究历史性地遭遇前所未有的物质的文化化和审美的日常生活化，这些都需要我们秉承精神分析学的理论特色——临床诊断的实践性和寻求病因的批判性，那种仅仅是纸上谈兵和坐而论道的所谓文化批评显然只能停留在当代文化征候的表层，既不能经由批评而彰显时代精神的新变或病变，亦不能在批评的开拓中预设时代文化的祈向或指归。在“人与人的世界”和“人与己的世界”的两个向度上，当代文化研究经常演练的主要论域——大众文化和视觉文化也需要我们重操精神分析学最锋利的人性解剖的手术刀。针对大众文化的全面欲望化、游戏化、平面化、低幼化和粗鄙化的趋向，从传统的弗洛伊德主义出发寻找其合法性和从新精神分析学的社会文化视角对其精神病变进行深度考问都是文化批评不可缺少的维度。同时，面对阅读的衰落、观看的凸显和经典的退场，尤其是当代视觉文化的中心主义、专制主义和霸权意识，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人本立场和其社会文化的知识谱系无疑都会给当代文化批评提供老而弥坚的理论武器和话语资源。(www.xing528.com)

就文化批评对语言学和结构主义理论的借鉴而言，拉康的精神语义分析无疑对后现代主义文化批评产生了无以复加的影响。詹姆逊在谈到拉康理论及其影响时说：“正是拉康给我们灵感，使我们找到了一种新的然而却尚未充分开发出来的关于意识形态本质的概念，这自马克思和尼采以来还是第一次。”^[24]应该说，拉康的无意识语言论、镜像阶段论和文化无意识等结构主义和语言学方法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解构主义等后现代文化批评都具有很大的启示性。阿尔都塞就是在文本阅读理论中运用拉康的精神分析方法而创生了著名的“征候式阅读”。为此1965年阿尔都塞曾有感而发：“我们将这一成果——它使我们对弗洛伊德的阅读发生了革命——归功于雅克·拉康许多年以来孤独的、不妥协的和清醒的理论努力。当有朝一日拉康带给我们的重大创新开始通向公共领域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能以自己的方式运用它并从中获益。”^[25]事实上，不等人们将拉康的理论运用到更广阔的公共领域，拉康本人就已经尝试用自己的方法解读文学文本并引起强烈的反响，其中最著名的当属他于1955年对爱伦·坡的推理侦探小说《窃信案》所作的分析^[26]。这次拉康没有再像弗洛伊德那样试图通过文本来揭示作者的无意识的真实意图和人物的心理，而是将自己的结构主义精神语义分析运用到文本的隐喻结构和无意识话语上。拉康认为《窃信案》小说的主角或决定性因素不是里面的人物或那封信的内容，而是信所在的位置，这封作为无意识隐喻的信就像能指在所指的链条上不断滑动那样决定了文本中各个人物的行为和心理。就这样，拉康以自己的阐释实践将文学批评的重心转移到文本和语言的关系上，正如有的论者所言：“拉康对于文学和文艺批评的重要性在于他不拘囿于一隅的跨学科性。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父亲之名’对‘母亲的欲望’的取代，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之间的相互作用等等思想观念给文学批评注入了活力，深刻地影响了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乃至电影理论研究。”^[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