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的后期发展与前沿趋势

以霍妮、弗洛姆、沙利文、罗洛·梅、埃里克森等为代表的新弗洛伊德主义注重吸收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乃至政治学和经济学的理论精髓，并根据二战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和变化而产生的各种复杂的社会文化问题，将思考的重心落实在后天教育、社会环境、人际关系、矛盾冲突、文化需求、自我意识、理想追求等与个体人格建设的关系上，深刻反思社会文化本身的缺陷和矛盾乃至父母教育的不当等对个体成长的不利影响。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对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视，对20世纪30年代新精神分析学派在美国的兴起有很大的启发性。新精神分析学派的共同特点都是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影响，反对弗氏学说的“性一元论”，故又被称为社会文化学派。霍妮的焦虑心理学建基于她的两个核心概念——基本焦虑和基本敌意之上。与弗洛伊德的“神经症的焦虑”和“现实的焦虑”不同，霍妮更多的是看到了社会竞争带给人的紧张的焦虑和利益冲突导致的敌对情绪。儿童的两种基本需要，即安全需要和满足需要却由于父母的不负责任、漠不关心以及其他不当的教育方式而使儿童感受到基本焦虑并由此产生对父母的基本敌意，用霍妮的话说：“这是一种在内心中不断增长，到处蔓延渗透的孤独感，以及置身于一个敌对世界中的无能为力的绝望感。”^[11]弗洛姆是新精神分析学的最主要代表，也是社会文化学派中对现代人的精神生活影响最大的人物。弗洛姆通过自己提出的“社会潜意识”和“社会性格”等新概念来纠正弗洛伊德的本能决定论，同时也将精神分析的重心指向现代人的精神处境，特别关注工业社会和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心理困境和实现人生幸福的途径，其学说也因具有浓郁的人本主义色彩而被称为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弗洛姆在弗洛伊德的潜意识和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的基础上指出，社会潜意识是由社会不允许其成员所具有的那些思想、认识、态度和情感组成。弗洛姆的深刻在于他认为那些被社会压抑和排斥的思想感情并不都是邪恶的、不合理的，倒是社会常常将自身许多不合理的禁忌强加于人，从而导致现代社会的诸多精神危机。弗洛姆还指出，一个人的性格可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个人性格，代表性格结构中个人不同于他人的那个部分。第二部分是社会性格，是同一文化群体中的大多数成员所共有的性格特征，是性格结构的核心部分。有学者认为：“弗洛姆的社会性格实际上就是弗洛伊德的‘超我’。不同的是，弗洛伊德的重心在力比多，而弗洛姆则把重心由力比多转向环境，由个人转向社会。”^[12]此外，弗洛姆还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毕生都在试图用自己的人本主义精神来调和马克思主义和弗洛伊德学说，旨在沟通两者并使之互相补充。他认为“马克思所思考的深度和广度远远超过弗洛伊德”^[13]，但是，马克思也“低估了人类感情的复杂性。他没有充分认识到人性有着自身的需要和规律，这些规律同影响历史进程的经济状况不断地相互作用”^[14]。

新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还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倡导者罗洛·梅。他重视人格的完整性，主张人既是环境世界、人际世界、自我世界的统一体，也是生理、心理、伦理的统一体，同时他还强调要把自我意识作为推动人格全面发展的根本驱动力。沙利文是人际关系论的创始人，他抛弃了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和泛性论，直接将精神分析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研究，重视人际关系在人格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新精神分析学派中的自我心理学在弗洛伊德的女儿安娜·弗洛伊德创设之后，经由哈特曼而走向成熟，并最终通过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克森的自我同一性概念而闻名。其共同之处在于确立了自我的独立研究领域，在推崇自我对人格发展的主导作用的同时也注重社会文化环境对自我发展的深刻影响。(www.xing528.com)

当然，精神分析学到了雅克·拉康这里又发生了更为重大的理论转向，有趣的是，这一影响世界的思想转向却是在拉康提出的“回到弗洛伊德”的口号下完成的。可以说，早期以原创性的“镜像阶段”理论而闻名的雅克·拉康是“在结构主义思潮这一文化语境中对精神分析学进行了一场‘语言革命’，实现了精神分析学的后现代转型，不但推动了结构主义向后结构主义的过渡，同时也对后现代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5]。关于无意识，拉康有两个著名的论断：其一是无意识具有类似语言的结构，其二是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在拉康的无意识语言论看来，语言是进行精神分析必不可少的唯一媒介，与其说无意识先于语言而存在，不如说语言先于无意识而存在，“也就是说，在言语活动之外不存在无意识；无意识只不过是言语活动的底面或背面”^[16]。拉康吸收了索绪尔的语言学思想，认为无意识中充满了言语和历史积淀的语言，而且无意识的法则与语言形成意义的法则是异质同构的。归根结底，是“人的欲望给予语言的能指以意义，欲望最终也由能指的链条所决定，无意识与语言相像，无意识的东西正如语言那样构成的”^[17]。就无意识是他者的话语而言，拉康指出：“无意识是我自己的他者。他者不是具体的个人，而是真实寄存的场所。这意味着无意识既是一种结构，同时又是一种话语，而这一结构是以自己的对立面即他者的话语的存在为其前提的。”^[18]拉康的镜像阶段论是他对弗洛伊德的人格构成学说的全新创见，也是其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一般而言，镜像阶段是指儿童在六至十八个月期间能够从镜子中辨认出自己的影像，并作出各种兴奋的表现和反应，拉康认为这是一种自我认证、自我确立的标志。主体在认定一个影像之后自身所起的变化表明自我形成于这个镜像阶段中。“在镜子阶段，儿童首次看到了自己完整的影像。在这之前，儿童对于自我与他人的认识是片断的、零碎的，也是幻想性的，没有得到实质性的认同。”^[19]儿童在镜像阶段不仅具有了自我意识，而且开始建立一种“内在世界”和“外在世界”的关系。拉康说：“一个尚处于婴儿阶段的孩子，举步趔趄，仰倚母怀，却兴奋地将镜中影像归属自己，这在我们看来是在一种典型的情境中表现了象征性模式。”^[20]后来，拉康就将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三层结构修正为现实性（the real）、想象性（the imaginary）、象征性（the symbolic）三个阶段或三种构成，并把它们建立起大致的对应关系。总而言之，尽管拉康的理论有艰深晦涩之嫌，但人们普遍承认“雅克·拉康在现代心理分析者行列中大概是最有独创性的人物了”^[21]。的确，拉康就是以自己独创的概念体系和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式对福柯、罗兰·巴特、德里达、阿尔都塞、克里斯蒂瓦等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大批思想家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如此，当代女权主义批评、解构主义批评、后殖民主义批评等都纷纷从拉康这里汲取理论资源，所有这些都充分证明了精神分析学在拉康的理论取向中获得了较之弗洛伊德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