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神话：解读结构主义符号学与文化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

罗兰·巴特

导读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的代表人物，著名的哲学家、文论家。巴特一生成果丰厚，主要代表作有《写作的零度》（1953）、《神话学》（1957）、《符号学原理》（1964）、《服装体系——符号学与服饰符码》（1967）、《S／Z》（1970）、《符号帝国》（1970）、《文之悦》（1973）、《罗兰·巴特论罗兰·巴特》（1975）、《恋人絮语》（1977）……其成果至今仍有参考价值，特别在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

1954年到1956年，巴特每月给莫里斯·纳多一篇稿子，发表在左翼杂志《新文学》中。这些稿子以时评短文形式为主，共54篇，后来结集为《神话学》，由门槛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神话学》是巴特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内容集中在法国日常生活和通俗文化领域。可以说，它为20世纪50年代法国读者提供了当时社会文化状况的全景扫描。《神话学》旨在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中各种文化现象（及其神话）本质上是一种表征文本，像语言一样，它构成了一个完整独立的意指系统，呼唤并要求我们阅读，而阅读的最佳策略和方法就是结构主义符号学。巴特提示我们不要把目光仅放在表层现象上，而要从表征角度和符号意指角度理解意义乃至其背后意识形态的生成机制和操作原理。

全书以文化案例分析为主，巴特以其智慧、幽默、讽刺和富于诗意的笔触详细解读了摔跤、电影、肥皂剧、儿童玩具、雪铁龙汽车、竞选照片、炸牛排和炸薯条、嘉宝的面庞、米舍兰的《蓝色指南》、阿斯特拉牌的人造黄油广告等流行文化现象。后记《今日神话》是其理论篇，系统阐释了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基本思想。全文共11节，主要探讨了神话的意指属性、符号学构成、意指机制原理、自然化理论、左翼神话与右翼神话问题以及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巴特认为，神话是一种语言（广义的语言，更确切来说是符号），是受意识形态操纵的语言，其间利益主体被隐匿，历史话语被改写为自然话语，并以自然化形式在文化中广泛传播。这就造成了当代文化中历史和自然相互混淆，也即文化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操控的现象。所以挖掘文化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问题，应该是神话学的主要任务和责任。

由于篇幅较长，本教材只选取第二小节“神话，作为符号学系统”的内容。这一节主要探讨了神话的符号学构成，它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能指、所指、符号和意指的基本概念，这是理解巴特神话理论的基础，也是学习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基础。这一节主要讲述了三个问题：一是神话学的学科性质（既属于作为形式科学的符号学，又属于作为历史科学的意识形态）；二是符号学体系中三个重要术语（能指、所指和符号）的关系；三是神话的二级符号学系统的构成及两种符号学体系（语言学体系和神话体系）间的连接机制。其中第三个问题是重点，文中黑体字标明的术语须重点掌握。

［文献］

……

2.神话，作为符号学系统

作为对言语的研究，神话学实际上只是这种广阔的符号科学的一部分；索绪尔在四十年前曾以sémiologie一词假设了这门科学。符号学还没有建立。不过，自索绪尔以来，有时甚至独立于索绪尔，当代探索的整整一部分不停地回到意指问题上：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遗觉心理学，文学批评的某些新的探讨——巴什拉尔提供了这方面的榜样，只根据事实所意指的东西来研究事实。然而，假设一种意指，这即求助于符号学。我不想说，符号学可以阐明所有这些探索：这些探索有着不同的内容。但是它们具有共同的地位，它们都是价值科学；它们不满足于接触现象：它们为现象下定义并把它当作一种等价。

符号学是一种形式科学，因为它研究意指而撇开其内容。我想要说的是一种这样的形式科学的必要性和其界限。必要性，这便是任何准确的言语活动的必要性，吉达诺夫（Jdanov）嘲笑哲学家亚历山大罗夫，说他妄谈“我们星球的球面结构”。吉达诺夫说：“似乎直到现在只有形式可以是球形的。”吉达诺夫说得有理：我们不能以形式术语来谈论结构，反之亦然。在“生命”方面，很可能只有一种整体性，它在结构与形式方面是不可分的。但是，科学不需要无法言表的东西：如果它需要改变“生命”，它就必须谈论生命。与在综合方面的柏拉图式的某种堂吉诃德论相反，任何批评都应该赞成分析的艰苦性和人为性，而在分析中，它应该使各种方法与各种言语活动相适宜。历史批评并没有被“形式主义”的幽灵所吓倒，看来它也许不是无效的；它似乎已经理解，形式的特定研究与整体性和历史的必要原则是丝毫不矛盾的。恰恰相反：一种系统越是特定地在其形式中得到了确定，这种形式就越是服从于历史批评；要是由我来滑稽地模仿别人说过的一句话，那就是，有那么一点点形式主义在远离历史，但许多形式主义又重归于历史。在萨特的《圣-若奈》一书中，对于圣洁的描写既是形式的又是历史的，既是符号学的又是意识形态的，难道还有比这种描写更好的整体性批评吗？相反，危险的却是把形式看作是含混不清的客体，看作是半形式和半物质，并赋予形式一种形式物质，就像吉达诺夫的现实主义所做的那样。符号学就其极限而言，并不是一种玄奥的诡计：它是一种必要的但非足够的科学。重要的是要理解，一种解释的完整性不能依靠对其各种探讨的割裂，而是要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依靠与之相关的各种科学的辩证的协调。于是，便出现了神话学，它既属于作为形式科学的符号学，又属于作为历史科学的意识形态：它研究形式化的观念^[24]。

因此，我会重新提到，任何符号学都要在能指与所指这两个术语之间设想一种关系。这种关系涉及不同范围的对象，因此，它不是一种等同，而是一种等值。在此，必须注意的一点是，与只告诉我能指表现所指的通常的言语活动相反，在任何符号学系统中，我与之打交道的不是两个术语，而是三个不同的术语；因为，我所领会的，根本不是一个一个的术语，而是连接它们的相互关系：因此，便有了能指、所指和符号，而符号则是前两个术语的结合整体。假设有一束玫瑰花：我让它意指我的激情。难道不是有一个能指与一个所指即玫瑰与我的激情吗？根本不是这样：这里只有“被赋予激情的”玫瑰。但是，在分析的平面，有三个术语：因为这些带有激情的玫瑰可以完整和准确地被分解成玫瑰和激情：它们在结合并形成第三个对象即符号之前都存在着。同样，从实际上讲，我确实无法把玫瑰与其带有的讯息分开，在分析平面上，我同样无法把玫瑰与能指混为一谈，把玫瑰与符号混为一谈：能指是空的，符号是满的，符号是一种意义。我们再假设有一块黑石头：我可以以多种方式使之表明意义，它是一种普通的能指；但是，如果赋予它一种确定的所指（例如在不具名的投票当中被判处死刑），它就将变成一种符号。当然，在能指、所指和符号之间有一些功能上的联系（例如部分与整体的联系），这些联系极为密切，连分析也显得无能为力；不过，我们立即就会看到，这种区分对于把神话当作符号学模式具有极大的重要性。

当然，这三个术语纯粹是形式上的，我们可以赋予其不同的内容。请看以下例子：索绪尔曾致力于研究一种特殊的但在方法论上却是典范的符号学系统——语言，他认为，所指是概念，能指是听觉意象（属心理范畴），而概念与意象的关系是符号（例如词）或具体实体^[25]。在弗洛伊德看来，我们知道，心理现象是一种等值厚度即等价厚度。第一个术语（我不赋予它一种超群地位）由行为的表面意思构成，第二个术语由其潜在的意思或其本义（例如梦的原梦）构成；至于第三个术语，它在此是前两个术语的一种相互关系：这便是整体的梦本身，是不成功的行为或神经官能症，它们都是作为和解现象来设想的，都是作为依据一种形式（第一个术语）和一种意愿功能（第二个术语）而起作用的协调现象来设想的。在此，我们看到，很有必要区分符号与能指：在弗洛伊德看来，梦已不是他的表面材料，而仅仅是其潜在内容，它是两个术语的功能结合。最后，在萨特的文学批评中（我只限于这三种已知的实例），所指是由主体的最初危机（波德莱尔很早就远离母亲，若奈^[26]的早期行为被定名为偷窃）；作为话语的文学构成能指；危机与话语的关系决定作品，作品便是意指。自然，这种三维的图示，尽管确实在其形式之中，但不是以相同的方式形成的：因此，我们不能一再地说，符号学只能在其形式方面而不能在其内容方面获得统一性；它的范围是有限的，它只关系到一种言语活动，它只认可一种唯一的操作过程：读解或译码。

我们在神话中重新找到了我刚才谈到的三维图式：能指，所指和符号。但是，神话是一种特殊的系统，因为它是根据先于它而存在的一种符号学链而建立的：这是一种二级符号学系统。在第一个系统里是符号（即一个概念与一种意象的结合整体）的，在第二个系统里变成了普通的能指。在此，必须指出，神话言语的材料（纯粹的语言，照片，绘画，招贴，习俗，客体等），尽管在最初和在其——被神话利用之后它们是那样有别，但它们还是同归于一种纯粹的意指功能：神话把这些材料只看作同一种原材料；它们的统一体，是它们都减缩为普通的言语活动状况。不管是属于文学方面的还是属于绘画方面的，神话想见到的仅仅是一种符号整体即一个整体性符号，这便是第一个符号学链的最后术语。恰恰是这个最后的术语马上变成它们所建立着的那个扩大系统的第一个术语或局部术语。这一切就好像神话在把前面那些意指的形式系统移动了一格。由于这种移动对于神话的分析是很重要的，因此，我以下列方式加以表示，图示的空间分配在此仅仅是一种普通的隐喻：

我们看到，神话中有两种符号学系统，其中一个相对于另一个来讲是分开的：一种语言学系统，即语言（或与之相似的那些再现方式），我称其为言语活动对象；因为它是神话用来建构自己系统的言语活动；再一个系统就是神话本身，我称之为元语言^[27]，因为它是二级语言，而在这种二级语言中，人们谈到的是第一种语言。由于符号学考虑的是一种元语言，它就不再需要探讨言语活动对象的构成，就不再需要顾及语言学模式的细节：它将只需要了解整体术语即整体符号，只要这个术语适合于神话。因此，符号学家可以相同的方式来处理写作与图像：他从写作与图像所了解到的是，它们都是符号，它们都进入神话，并且由于具有相同的意指功能，每一种都是一种言语活动对象。

现在到了提供一两个神话言语例证的时候了。我先举瓦莱里的例子^[28]：我在一所法国中学读五年级；我打开了拉丁语法书，我读到了一个引自伊索或费德尔^[29]作品的句子：quia ego nominor leo。我停了下来，我思考着：这个句子有些含混。一方面，这些单词有一种简单的意思：因为我名叫雄狮。另一方面，这个句子明显地是要为我说明另一种东西：在这个句子向着我这个五年级学生说的时候，它明确地告诉我：我是一个语法例证，专用来表明表语的配合规则的。我不得不承认，这个句子丝毫不是在向我表明其意思，它并不寻求向我谈论雄狮和自我命名的方式；它的真正的最后意指，是要我承认它是表语的某种配合的出现方式。我的结论便是，我面前是一个特殊的和扩大了的符号学系统，因为该系统延伸到了语言：当然，这里有一种能指，可这个能指本身也是由一个符号整体构成的，这个符号整体只对这个能指来说便是第一个符号学系统（我名叫雄狮）。除此之外，形式模式在准确地展开：有一个所指（我是一个语法例证）和一个整体的意指——它不是别的，而是能指与所指的相互关系；因为，对雄狮的命名和语法例证都不是分开地提供给我的。

此为罗兰·巴特所分析的《巴黎竞赛》杂志的封面。

现在来看第二个例子：我在一家理发店等待理发，店主拿给我一份《巴黎竞赛》杂志。封面上，一位身着法兰西军装的黑人小伙子在行军礼，目光无疑是在盯着一面三色国旗。这一点便是这幅照片的意思，但是，不知是天真或是别的什么原因，我很清楚地理解它向我表明什么。它向我表明法国是一个伟大的帝国，她的所有的儿子，不分肤色，都忠实地效忠于她的国旗，这个黑人服务于其所谓的压迫者的热情是对诽谤所谓殖民主义的人们的最好的回答。因此，我在这里又面对一种加值的符号学系统：有一个能指，它本身已经构成了先前的系统（一个黑人士兵行法兰西军礼）；有一个所指（正是在此有意地把法兰西特征与军事特征混在了一起）；最后还有所指借助于能指的一种出现状况。

在对神话系统的每个术语进行分析之前，首先要使术语达成一致。现在，我们知道，在神话中，能指可以从两种观点加以考虑：作为语言学系统的最终术语和作为神话系统的最初术语：因此，在此要有两个名称：在语言平面上，也就是作为第一个系统的最终术语，我把能指称作意思（我名叫雄狮，一个黑人行法兰西军礼）；在神话平面上，我称能指为形式。对于所指，没有什么可能的含混而言：我们将命名它为概念。第三个术语是前两个术语的相互关系：在语言的系统里，这便是符号；但是，重新采用这个词，不可能没有含混之处，因为在神话里（而这，正是其主要的特殊性），能指已经是由语言的符号所构成。我把神话的第三个术语称为意指：该词在这里用得恰当合理，因为神话实际上具有两种功能：它表意和告知，它使人理解并强迫人理解。

……

【注释】

[1]［比］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194页。

[2]［英］特伦斯·霍克斯：《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瞿铁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

[3]Terry Eagleton.Literary Theory：An Introduction，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布莱克韦尔出版社2004年版，第87页。

[4]［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279页。

[5]“二元对立”，表明符号的意义依靠与其相对立符号的性质来界定，如“男人”符号的意义需要借助于其对立符号“女人”。(www.xing528.com)

[6]“缺席”，说的是考察某一符号元素的意义，可以通过考察其缺席效果来完成。

[7]“搭配”，意即符号的意义可以从其常用搭配中见出。

[8]“换码测试”，是把属于同一联想关系的某个单元换成其他单元，通过对其变化效果的考察来判断此单元的意义。

[9]“分辨特征”，是指一个符号同与它处于同一联想关系中其他符号区别开来的特征，我们只有知道一个符号不表示什么，才能确定它到底表示什么，换言之，符号最精确的特征就是别的符号所不具备的内容。

[10]后来，约翰·费斯克与约翰·哈特利又在巴特理论基础上，提出意指的“第三序列”，旨在凸显意识形态问题。实际上，巴特的第二序列已经包含有意识形态分析，费斯克两人只不过将分析程序细化而已。

[11]［美］阿瑟·阿萨·伯杰：《媒介分析技巧》，李德刚、何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12]［英］利萨·泰勒、安德鲁·威利斯：《媒介研究：文本、机构与受众》，吴靖、黄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3—24页。

[13]［法］罗朗·巴尔特：《写作的零度》，林青译，选自伍蠡甫、胡经之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45页。

[14]［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65页。

[15]参见［英］多米尼克·斯特里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阎嘉译，北京：商务出版社2003年版，第122页。

[16]［荷］祖伦：《女性主义媒介研究》，曹晋、曹茂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5页。

[17]［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5、45页。

[18]［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106、115页。

[19]［美］约翰·费斯克等编撰：《关键概念——传播与文化研究辞典（第二版）》，李彬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12页。

[20]［英］丹尼·卡瓦拉罗：《文化理论关键词》，张卫东等译，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1页。

[21]选自［比］J.M.布洛克曼：《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李幼蒸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2]活动雕塑（mobile），此为A.考尔德1932年的雕塑作品，他将轻金属板与其他材料穿在线上使各部分迎风自动，而又彼此维持着平衡。布洛克曼以此来比喻他所开列的认识系列表中各项之间的关系。

[23]选自［法］罗兰·巴特：《罗兰·巴特随笔选》，怀宇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

[24]广告、报纸、广播、插图，还不算那些依然活跃的效不尽的沟通习俗（它们是社会显示性习俗），这一切都使符号科学的建立比任何时候都更急迫。在一天当中，我们能跑遍多少真正无意义的地方呢？很少，有时甚至没有。我站在大海边上：大海无疑不会带来任何讯息。但在海滩上，符号材料何其多！旗帜、标语、广告牌、衣服，甚至光洁之物，它们对于我来讲均构成讯息。——原注

[25]词的概念是语言学上最有争议的。我保留这个概念，为的是简便。

[26]若奈（Jean Genet，1910—1988）：法国诗人、小说家、剧作家。他童年很苦，做过犯法的事情。——译注

[27]元语言：在语言学中，一般指用来说明另一种语言的语言。——译注

[28]见其《这样》文集第二卷，第119页。

[29]费德尔（Phèdre，生卒不详）：古拉丁寓言家。——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