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结构主义的哲学思考？

J.M.布洛克曼

导读

J.M.布洛克曼（Jan M.Broekman，1931—　），比利时著名哲学家和法哲学家，比利时皇家勋章获得者，曾任卢汶大学法学院院长和阿姆斯特丹大学哲学教授，并曾在美国、阿根廷等国多所大学任教。作者在结构主义、现象学、分析哲学、马克思哲学、法哲学、医学伦理学等领域建树卓越，著作颇丰。代表作有：《现象学与自我学》（1963）、《哲学与精神病学中的现象学思想》（1965）、《哲学与自明性》（1967）、《美学价值判断》（1969）。

《结构主义：莫斯科—布拉格—巴黎》是一本关于20世纪结构主义思想发展历史的概论，创作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值结构主义如日中天之际。该书在欧美学界影响很大，曾被列入美国认识论丛书，并被《卢汶哲学评论》誉为关于结构主义的权威性导论。在国内，它是第一本介绍结构主义的译著，也是关于结构主义的一本经典著作。

作为简史，本书有以下特点：一是从地缘角度把结构主义分为莫斯科文学形式主义、布拉格哲学和文学功能主义、巴黎人文科学结构主义几个阶段，这种分期方法切合历史发展的事实；二是倾向于从认识论和方法论角度发掘结构主义思想的哲学根源；三是侧重结构主义文论和美学方面的介绍，抓住了结构主义理论的核心（结构主义活动最突出地体现在文论美学领域，结构主义文论是结构主义的第一所指）。

全书共六章，第一章是铺垫性的，介绍了与本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设想，之后的三章作者从历史角度分别梳理了结构主义发展的三个重要环节，在此基础上，第五章作者论从史出，系统阐释了关于结构主义的哲学思考，第六章“今日结构主义”是作者特意为中译再版增设，目的是使我们了解结构主义盛期之后近30年的历史演变情况。

本文选取了第五章的全部内容。作者认为，“结构主义不是一种新哲学”，不存在一种独立的结构主义哲学，但可以把结构主义当作一种哲学来看待。作者围绕“结构主义的哲学思考既是系列的实践，又是秩序的哲学”（即结构主义既是可操作的，又是可反思的）这一中心理路，从“系列”和“秩序”两个角度展开论证，提出了一种新的结构哲学观，透露出作者探讨一种“结构主义哲学”的企图。

［文献］

以上我们一直在强调说，并不存在一种独立的结构主义哲学。结构主义不是一种新哲学，它也不是一种可比拟于存在主义或现象学的哲学运动。文学杂志中赶时髦的作家也许希望它真的会成为一种哲学，但从哲学观点来看，这是没有根据的。只是由于时尚所趋我们才以为一种哲学取代了另一种。正是流行的时尚把巴黎结构主义宣扬为最新思潮。实际上，很多像吕先·果尔德曼那类所谓的结构主义作家都说过，在法国精神生活中，人们早就熟悉结构概念了。与俄国形式主义同时期的法国立体主义可以为证。结构概念与20世纪科学和哲学思想中的重要发展密切相联，因此我们不能把结构主义轻易地说成是“今日之物”。

然而，我们这样说却并未解答结构主义的哲学思考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就得记住两个方面。一方面，按照罗兰·巴尔特的说法，存在着结构主义活动。在与我们的问题有关的范围内，这意味着，哲学思考本身就是一种结构主义活动，而不管这个活动结果可能是什么。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把结构主义的哲学当作一种哲学来看待，在这里，结构主义活动的可能性及其成立条件都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当我们愿意去考虑这样两个方面时，我们才能真的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结构主义的哲学思考？

1.系　列

我们已经说过，罗兰·巴尔特把结构主义局限于结构主义的活动。这有两重意义。第一，我们必须一开始就把一切坚持一种坚实的哲学立场，即一套科学或哲学知识的资料体（corpus）的主张，都看成是相对性的。第二，我们可以把结构主义本身看作一种不仅与知而且也与行有关的活动。我们已经反复说过，这一活动主要由两种典型的操作手续组成：编配与分析。然而它们本身并非目标，而是由它们来确定福柯、巴尔特和其他许多人所说的那种作为结构主义活动目标的目标，即引出新的对象。这一目标也有两个方面：构造方面和重造方面。两者之间可以区别，但绝不能分开。构造方面在结构主义倾向的美学（例如法国立体派和俄国构成主义的前驱活动）中更为重要。重造方面则在对这类美学的哲学反省中较为明显。结构主义活动企图重造一个对象的方式是：使对象据以发挥作用的规则显露出来。如此显露出来的结构就成为对象的影子（simulacrum）。在作为既定的与件与重造的与件之间的边缘区内，我们发现了可理解的（intelligible）因素。这种“可理解的因素”，尤其使以一种技术的可理解性的形式出现的，被结构主义思想家看作是人类每一项创造的本质。就构造的和重造的活动是不可分地联系在一起的来说（后者在胡塞尔现象学的意义上通常就是一种“本质性的”［eidetic］活动），哲学与艺术、文学或科学之间就不再有根本的区别。这就使福柯能够说哲学不再存在了。其实它并未消失，而是分裂为许许多多不同的活动。于是，语言学家、历史学家、诗人、革命家等等的活动，都可以说是哲学活动的诸形式。而19世纪的所谓哲学，则可以在对象得以成立的条件所进行的反省中看到，（按照福柯的说法）现今任何一种能使新的对象出现的活动，无论是在实践中还是在认识活动中，都是哲学。至于这种活动究竟被看成是属于数学、语言学、人种学，还是历史，则无关紧要。

当人们企图说明一旦把结构主义哲学看作一种哲学时它可能做出什么贡献，问题就更困难了。这时我们就必须确定上面所说的那种活动的可能性与条件，而且，还必须确定这一活动的专门属于哲学的方面是什么。于是哲学问题所呈现的轮廓就难以描摹了。在论证的最初阶段我们谈到过，结构概念有多种含义而且往往很零乱。结构主义思想中的其他哲学主题的情形也类似，如意识、真理、成就、系统、主体、能指、所指等。不同的作家往往各依己见地来运用这些概念，因此不可能得出一幅可供哲学反省的统一画面。我们讨论过的各种结构主义团体的哲学构想的歧义性可资为证（如德里达、福柯和阿尔都塞的哲学构想）。这些作家都冒着只根据一种原则为背景来研究每件事物的危险：每件事物都成为踪迹，每件事物都成为话语，每件事物都成为实践。

这种研究实际上对于一种逻辑中心论哲学（借用德里达的术语）来说是破坏性的。不过，由于种种理由，结构主义作家仍然想要用相对性的术语来陈述逻辑中心论哲学。哲学问题的轮廓既不能再以迄今所用的词汇来描绘，也不能根据通常的逻辑性（logicity）加以确定。它们至多是结构主义认为重要的某些哲学性问题综合体的系列。这些系列必然同时既具有相同的又具有不同的特性，正像蒙德里安的四边形在形式上相似，而在颜色和大小上又显得不同一样。这些在种种构造的和重造的结构活动中肯定要发生的系列的变化，随即就会导致全体的变化。这样，按照德·索绪尔的语言学原理，固有的哲学问题由于其边界，由于作为哲学问题综合体内部的实际的或甚至潜在的成分的分界，而使其存在成为有意义的了。重要的不再只是问题综合体的内容，它们在系列中的位置以及该系列在整个结构中的位置，同样也已经存在的系列。在这方面，对哲学中基本概念的内容和用法的讨论获得了新的意义，而且这一点特别适用于结构的概念。(www.xing528.com)

在结构主义理论中可以区分出种种系列，它们都在当前的哲学探索中发挥作用，虽然是在不同的认识论层级上。我们不求完备，只举出一些系列来作为例示。

这些系列以及类似的其他系列，都各自变得越来越复杂，它们都在各种结构主义的位置上发挥着作用。应当把它们都排列在一个表格中，这样就可以不仅从水平方向，而且也可以从垂直方向和对角线方向来阅读它们。于是表格中的截断、转换或变化的对比含义，就可以从功能上加以分析。借助最终得到的“哲学活动雕塑”（philosophicalmobile）^[22]，结构主义哲学就可以作为一种结构主义活动而加以发展。

2.秩　序

结构主义的思考的的确确是“游戏性的”（playful）。然而很明显，不应根据某些哲学概念的内容或解释，而应根据从这些概念及其内容中可能产生的活动来描绘结构主义。

由此得出一个影响深远的结论：在结构主义中，特别当它被看做哲学活动时，秩序的问题就变成了哲学的对象，而不再像较老的本体论式理性宇宙论（cosmologia rationalis）中那样，被看做是哲学的基础。

在20世纪的美学中，这一原则已得到明确的应用，特别是在立体主义、形式主义和构成主义之中。于是无数艺术和美学活动的研究都完全可以纳入结构思想史。艺术作品不是按照预定的秩序创造的，创造作品的正是秩序本身。

在这种情况下，艺术的基本性质是由秩序概念确定的，艺术的目标相当于任何创造秩序的活动的目标。毫无疑问，美学作用应该理解为一种秩序化的活动。对此我们不必惊异。任何美学现实都是对混乱的制服，它证实了艺术作品的合法性：现存的艺术作品必须就是它所是的这个样子，而且必须是如其所是的这个样子。否则，它就只是一团混乱或另外的某种艺术品了。

这种思想就构成了广泛流传的形式主义的背景，这一形式主义于这样一种重要事实有关：诸如“编制”“蒙太奇”和“改编”等概念在20世纪如此流行，并且被用来形容艺术作品。这一情况不仅可用于说明罗兰·巴尔特或俄国形式主义者，而且也可用于说明克利、康定斯基、爱森斯坦、勒·柯布西耶、托马斯·曼·韦勃恩、斯特拉文斯基和师托克豪森。黎尔克在他1917年所写的一封谈论毕加索的“分解的绘画”的信中，表述了不再在一个规定的秩序结构的内部，而是以赋予秩序的方式来创造艺术的困难。他在信中说道：“我想认识一位大画家，他（看来毕加索就是其人）独立开创了立体主义。大概只有他才能提供给我们一个充分的线索去理解塞尚那种宏伟的、开拓性的和全力以赴的工作，也就是那种通过漠视所描绘的事物的具体特点的手法把一幅画中的所有成分都同等看待的尝试。很难相信画家受主体先入倾向的影响竟有那么大。圣母玛丽亚和苹果是等价的，但是细部各处仍然是由内容主宰着。”末一句话不仅反映了由于追求形式主义而产生的内心斗争，而且也提出了秩序的美学问题。

以上所谈都可以在严格的意义上适用于哲学问题。结构和秩序的关系，就是从古典本体宇宙论向近代宇宙论过渡的主题，在近代宇宙论里，由于普遍性的秩序主题从一个特殊的秩序中解脱了出来，它才真的能成为主题。在古典宇宙论中，存在被解释为“有”（BEING）。包含在“有”中的秩序的“世界”主题，即凡存在者均相互联系的命题，必然被忽略了。一旦这一主题摆脱了束缚，就肯定会发生变化。这一点可以从三种古典的努力中清楚地看出来，这三种古典的努力都沿着我们所描述的方向，使秩序主题取得了进展。（5.7，51ff.）其中第一个是理性宇宙论，它以联系和相互联系（nexus et connexum）为其主要论题。第二个努力可以在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先验逻辑中看到，它以齐一和蕴涵（Einstimmigkeit und Enthaltensein）为其主要论题。第三次努力来自黑格尔的《小逻辑》，它以某物和他物（Etwas und Anderes）为主要论题。

这个某物（在结构主义中被叫作“成分”）在古典宇宙论中不被看作实体（ens），而被看作相关系列中或相关联系中的事物（res in serie rerum or in rerum nexu）。它强调决定性因素之间的普遍性相互联系。然而这些相互联系受其基本法则，即同一律、矛盾律、排中率和充足理由律的制约，这样就使秩序的主题不是独立的了。

在康德的“纯粹的”和“形式的”逻辑中，秩序的主题还是本体论的，但是在其先验逻辑中，尤其在与可能性的概念有联系之处，似乎出现了变化。因为康德毕竟在实在的、逻辑的和先验的诸种可能性概念之间作了区别。如果把这一思想换成“世界”主题，我们就看到了康德在1789年给莱因赫德的信中所描述的这一区别。“……神意是一回事，现存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但是前者应产生后者。”这样康德拒绝了莱布尼兹-沃尔弗的传统，后者从传统宇宙论的秩序主题中排除了神学和本体论。齐一和蕴涵的主题（《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第628页）也与此有关。根据第628页，“可能性”就意味着与在任何情形下都适用于可能的经验知识的一般条件相符。这与经验总体范围内的蕴涵概念完全不一样。然而这一区别在传统宇宙论的领域里却没有意义，在那里，已经提过的原则也就成了一切综合命题的最高基本原则。而现在可能性概念不只是建立在前面所说的齐一性基础之上，而且（按照该书第二版第628页）也建立在整个经验范围之内蕴涵的基础之上，这就涉及了存在概念以及世界主题。这是秩序主题的一次重要解放。

在黑格尔的逻辑中，这个“某物”也不是在相关联系中，而是作为一个相互关系网中的独立组成成分来规定的。作为秩序问题的这一相互关系的问题，需要我们在某物和他物的相互关系的格局内予以注意。这个问题比某物本身的问题更重要——“诸物”根本上是互相从属的。这一逻辑所强调的不是同一性和矛盾性的问题，而是这些“某物”的绝对缠结（categorical entanglement）的问题。（5.2）

这样，秩序主题的解放就成了西方哲学中哲学思考的对象。20世纪，一个与认识论密切关联的哲学之外的学术三角系统被创造出来了：语言学、文化人类学和精神分析学，在这个学术三角系统中，重新又提出了秩序的问题：它是结构主义思想的中心主题。就哲学思考可以看成是一种结构主义活动而言，这一活动的任务之一就是促进上述那些秩序问题的发展，并综合地去考察这些发展。这或许是结构主义哲学思考的最重要的“系列”，同时也是知识型的最重要的突破。就存在着这样一种活动的哲学（或理论）来说，它对这一或者来自边界（如德里达所做的），或者来自中心（如福柯所做的）那种综合考察的条件提出疑问。结构主义的哲学思考既是系列的实践，又是秩序的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