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主义符号学分析文化现象中的意识形态

就目的而言，结构主义符号学醉翁之意不在意义，而在意义背后的给予者和决定者。它能帮助我们揭示出隐藏在文化现象背后的权力操纵者与施动者，揭示其意识形态的操作机制。

在意识形态问题上，罗兰·巴特有过许多精辟见解，他认为：“写作根本不是一种交流的手段，也不是一条仅仅为语言（language）意向的通行而敞开的大路。”^[13]一切写作都是意识形态的，非意识形态的写作，或曰“零度写作”，最终被证明只是一种幻想。实际上，一切表征活动、一切有意义的文化创造活动都有意识形态意味。借用费斯克的话说，文化是“争夺与确立霸权的地带”，是“文化斗争的场所”^[14]。这是因为，凡经人创造的产物都有目的性、倾向性，或者说有价值立场和价值指向。这暗示了价值对立立场的存在，预设了其与对立面间的辩论、对抗和利益争夺，这正是意识形态的体现。

对于意识形态问题，并非所有方法论都能有效进入。除了我们熟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结构主义符号学是为数不多的一套理论话语。它为意识形态分析提供了许多具体方法和理论指导，如巴特所言，符号学的各种方法能够有效揭示包含在文化神话中的各种意识形态，它是意识形态批评的一种基本方法^[15]。

一般情况下，意识形态通过隐喻／转喻、神话等策略渗入到符号文本，结构主义符号学通过考察符号的这些组织方式、呈现方式或传播方式来发掘意识形态的蛛丝马迹。比如广告中通常使用隐喻，以美好、幸福、和谐、健康等理念来隐喻商品，以此唤醒消费者的购买欲望，广告中的这种隐喻明显带有商业意识形态的操纵痕迹。电视专题片中对某座城市的视觉呈现常常使用转喻的方式，其呈现效果取决于所选取的该城市的具体画面，显然，选择城市中心广场与选择郊区贫民窟存在天壤之别，而选择动机受控于某种意识形态的操纵。与隐喻类似，“置换”，即处于同一选择轴上符号间的互换行为，也是意识形态的常用伎俩，比如A.多夫曼和阿曼德·马特拉的研究表明，在唐老鸭动画片中不存在工人阶级角色，工人阶级被置换为罪犯，它们拥有工人阶级的特征，但却被表现为社会异端行为者，从而在下意识中表明在中产阶级化的资产阶级社会中不存在工人阶级是正当的、合理的、自然的。(www.xing528.com)

意识形态较为隐蔽的传输方式是借助神话或通过制造神话实现的。《大都会》封面中所隐含的男权主义意识形态或祖伦所谓的“支配性的女性气质意识形态”^[16]就借用了西方关于妇女的神话，即妇女被视为“性的存在物”，她首先需要在性方面取悦男性、为男性服务。正是借助传统的妇女神话，模特形象尽管与主流文化有一定出入和矛盾，尽管模特是现代的、时尚的，尽管可能导致某种误解，但在根本上没有否定妇女的传统文化定位。事实上模特的特征符合传统文化关于妇女美貌的规定。所以其形象展现完全在男权文化视野中完成，而其在性方面的开放与自信更是对男权文化立场和男权意识形态的强化表述。

大多情况下，意识形态自己制造神话，让人不自觉认可其存在的合理性、自然性。其特征大致如下：一是利益主体隐匿。在当代，特别是西方社会，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处于利益的核心位置，它是神话的利益主体，但当它表述自我时，常常将自己的名字抹掉，成为没有名字的阶级。用巴特的话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特征是要否认资产阶级的存在，以确保其不被命名。他们通常把自己的利益置换为人民、大众的利益，以此来掩盖利益的真正主体，从而隐在地传输自己的价值观念。二是自然化。神话的首要功能是将文化自然化，即将文化的东西（如资产阶级的各类价值形态）作为自然的和必然的东西予以呈现，让历史意图披上自然的合理外衣，让偶然事件以永恒面目出现，从而麻痹大众的辨别能力，确保并维持自身利益。具体来说，自然化有诸多运作路径，如把意识形态编码为娱乐方式，将其裹上一层糖衣，以“不过是娱乐而已”为幌子传输自己的文化价值、意识形态和利益目标；又如电视节目借助实况方式，为观众提供了一种丰富、实际、显而易见、顺乎人意、近乎透明的形象，促使他们“按照事件本身而不是按照表述事件的方式去理解镜头”，于是观者的视线只有跟着镜头的控制者。意识形态自然化的策略常常把自己的观点看法表述为“常识”。表述为显而易见、自然而然、无须证明、永恒不变的知识类型，因此，常识也就成为“非政治与非哲学的政治哲学”^[17]。当然，神话并没有撒谎，它“不隐藏任何东西”，“它的功能在于改变，而不在于使东西消失”。所谓的“改变”，即剔除历史，“把历史改变成自然”^[18]，这是一种健忘症。三是意识形态闭合。借助这种技巧受众被鼓励按照某种特定的方式解读文本，从而抹杀差异，使多样性隶属于统一性的价值观念，解读的方式也由协商式或对话式变为倾向式。在倾向式解读中，非意识形态成分被排除，而特定的意识形态内容则占领了传播的信道。比如巴特所说的锚定，即用来说明图片的文字，像上文《大都会》封面中文字对照片的作用就是锚定。本来，照片属于潜在的开放性文本，而文字却引导受众对其画面进行倾向性解读，从而“锚定了所指的浮动链条”，减少影像的潜在“开放性”。巴特说，“（词语）文本加诸画面，给它添加了一种文化、道德、想象的重负”^[19]。上文提到的“实况”“常识”等都是意识形态闭合的关键技巧，它们将倾向性解读锚定在显而易见、无可争辩的事实之上。

结构主义符号学的方法被用来揭示隐藏在文化现象深层的意识形态，在这一方面，它与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理论是一致的、相容的。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略显不同的是，它从文本出发、从文化符号的操作实际着手，细致、全面、逐层深入，与马克思主义着重于宏观的社会历史形成视角上的互补，从而丰富了意识形态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