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理论视主体为意义的来源和终点,结构主义符号学则从根本上反对这一观念。他们认为,在此问题上,结构与系统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而传统主体失去了发言表决的机会,开始变得无足轻重,最后尴尬出局。这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主体的去中心化”。当然,也有人把主体的这种境遇夸张为“主体之死”。这一声音成为继尼采“上帝之死”后又一具有超强震撼力的学术标语。巴特、拉康、福柯等后结构主义者对此进行了详细深刻的阐释。他们普遍认为,主体(如作者)的作用和权力在传统理论视野中被极限放大了,它们其实只是一种想象,是人类个人中心主义的历史表述,作者绝非文学之母,他从根本上无法左右文学文本,无法掌控文本意义的阐释,“我”充其量只是一语法形式,而非有血肉的行动者。在1968年的一篇文章中,巴特认为,文本间意义相互交织,充满多种互文关联,作家不能通过写作来“表述”自己,只有混合、调配和重新组合已存在作品的能力,只能依靠那“永远已经写成的”语言与文化的巨大词典。
作者主体失去了意义建构活动的中心席位,此时,“系统”乘虚而入,填充了这一空缺,成为新的主体。像传统主体一样,系统具有自律、统一、自我修正等传统个人主体的基本素质和特征。于是,不再是人塑造语言,而是语言塑造人,系统塑造人(同时也塑造着人的世界),特别是被文化系统隐在规定的文化符码,就成了塑造人的思想、价值体系、信仰体系和世界观的根本因素。(www.xing528.com)
经过结构主义符号学的分析,本来有生命色彩的传统主体失去了生命力,成为非人结构里的语法形式;而没有生理生命的“系统”则萌生了生命的活力,一跃而成为万物意义的决定者和控制者。在这场生命与非生命的较量过程中,后者堂而皇之取得了胜利,而前者的价值和作用遭到极大贬损。这让传统人本主义者大为震惊,他们常常用“反人本主义”一语评价结构主义符号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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