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码与文化成规：构建符号系统的文化基础和挑战

意义的生成机制涉及很多问题，它需要将物转化为符号，置入符号系统的背景中，并通过一定的方式组织起来在这些环节中，文化作为一隐在规定者，是一个易遭忽略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素。

符号从空洞变为充实，使其充实的原因不仅有主观意图，更重要的是文化成规的灌注。也就是说，符号言说意义的功能不是由自然赋予的，而是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化、习俗、传统和现实等的需要。符号系统的建构同样需要文化为其提供凝聚力，文化潜含在系统中，以无意识的方式规定着系统，没有文化的支持，系统将溃不成军。在某种程度上，特定的符号系统意味着特定的文化，而特定的文化需要特定的符号系统与之相适应。文化还规定着符号的选择与组合活动，在某种文化系统中能够组合在一起的符号，放在另一种文化语境中未必产生出同样效果。如汉语有折柳相赠，在英文语境中就没有“柳”与“留”这样的隐喻关系，所以无法将“折柳”与送别联系起来。从符号内涵意义的具体构成来看，内涵本义为“附加”，源于希腊语“connotare”，指的是附加在符号上的象征的、历史的和情感的内容，也即是文化的内容。所以，归根结底，文化是灵魂，没有文化的参与和支持，意义的建构不过是空谈。

但文化是无形的，看不到的，非明说的。好在文化沉淀在符号、系统、方式中的规则可以见到，这就是符码。一般来讲，符码需要其社会成员共同的文化经验作为基础，为大家普遍赞同、默认、遵守，成为人们处世接物的潜在规则；符码常被人视为自然而然，不容置疑；并且，系统符码一旦为社会接受，就产生巨大的文化惰性，很难更改。通常，我们使用符码来处理信息，称为编码，使用符码来解释信息，称为解码。(www.xing528.com)

综合来看，结构主义符号学理论的中心问题是意义在文本中的生成方式问题，分析这一问题需要符号学、结构主义等多种理论的支援，需要从上述直接涉及意义建构的问题入手。当然，意义问题还旁涉主体和意识形态问题，对这两个问题的理解将会加深我们对意义的深层运作机制的理解和把握。